承接与拓展: 西方哲学的转向与环境伦理思潮的崛起

李培超,彭立威

2007 年05 月第1 卷 第1 期中 南 林 业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摘 要] 环境伦理学从产生、发展到勃兴, 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理论观点。从整个文化的相关性来看, 这些观点的提出决不是完全出自臆想, 而是具有一定理论背景的。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的转向与环境伦理思潮的崛起密切相关, 是环境伦理学生成所不可或缺的人文背景与理论前提。把握和梳理这种联系对于我们理解环境伦理的“本土化”诉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西方哲学; 西方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从产生、发展到勃兴, 提出了一系列清新醒目的理论观点, 从整个文化的相关性来看, 这些观点的提出决不是完全出自臆想, 而是具有一定理论背景的, 或者说也就是在一定的理论背景之下, 环境伦理学才有了发育、成长、转折的思想酵母。概括地说, 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的转向与环境伦理学一系列理论观点的提出密切相关, 是环境伦理学生成所不可缺少的人文背景。

一、 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对环境伦理学的重要启迪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 相对于传统哲学, 其转折可以归纳为反形而上学的转折, 非理性主义的转向、反主体主义的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等几个方面, 应当说, 这些转折使得环境伦理思想浸润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

反形而上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支柱, 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思想传统, 这个传统自古希腊时已经奠定, 到黑格尔那里获得了一种完备精致的形式从而达到高峰。形而上学传统追寻的是世界的始基, 并把这个始基作为一种超验的本质和永恒的实体, 认为它是现实世界最终的根据, 现存的一切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说明其自身的答案。形而上学强调不变和永恒, 追求绝对和普遍, 并以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为基础。随着时代的变化, 形_______而上学传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反形而上学逐渐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主要的理论思潮。这就像海德格尔所概括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在整个哲学史中, 虽然有不同的变化形态, 但柏拉图的思想一直是起着衡量其他一切思想的标准43[收稿日期] 2007202201[作者简介]李培超(1966- ) , 男, 山东海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 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环境伦理学和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作用的。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就表明他的哲学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在卡尔•马克思那里已经完成这一颠倒。随着这种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就达到了。哲学就已经进入了他的终结。”[1 ]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的终结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 起到了终结形而上学传统的并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 而是众多思潮或流派。形而上学传统除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外, 还受到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存在主义等流派的否定。在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看来, 只有经验事实才能为人们提供最实在、最精确、最肯定和最有用的东西, 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实证主义严格地将真理限制在事实的范围内, 认为人们试图超出事实的范围去构建一种超经验的哲学体系实在是一种妄想。科学哲学的重要人物赖欣巴哈则指出,“寻找普遍性”是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 但是普遍性总是离不开虚构和假设, 因而这就常常使得“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2 ]。同样, 形而上学追求知识的绝对性也常常需要虚假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是形而上学所无法摆脱的固疾, 而要真正解决知识或真理问题, 决不能求助于抽象的哲学体系, 而必须通过专门的工作。总之, 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中, 虽然也有哲学家主张重振形而上学的雄风, 但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曲高和寡”的境地。

如果说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大树的树干的话, 那么理性主义或主体主义就是生长在这棵大树上的果实。当形而上学的大树日趋干枯的时候, 也就必然会出现花果飘零的情形了, 因此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走向没落实在是在所难免。理性主义主张理性至上, 科学知识万能, 逻辑方法绝对无误, 把理性作为世界的本体和最根本的存在。自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来, 西方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一系列破坏性事件的发生, 人_______们逐渐对理性主义失去了信心, 同时哲学自身的发展,也逐渐暴露出理性主义诸多的缺陷, 从而导致非理性主义的浪潮甚嚣尘上。非理性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在本体论上, 反对传统哲学的主客对立的二元论, 把非理性的意志情感作为世界的根本; 在认识论上, 反对逻辑思维方式而崇尚直觉或神秘的体验; 在人性论上, 反对把人抽象化、理性化, 而主张人存在的历史性; 在历史观上, 反对以理性来统治历史、推动历史[3 ]。理性主义的破产也伴随着主体主义的瓦解, 主体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在获得了主、客二分的确定形式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哲学观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萌芽, 在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确定的形式。笛卡尔以先验的认识主体为前提, 将近代哲学的主题转移到认识论上来, 即将哲学的理论焦点集中在探讨主、客二分的框架中, 作为主体的人如何接近客体, 如何认识和把握客体的存在。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中, 主体对于客体具有先在性和决定性, 主体的尺度是客体所必须服从的, 主客体的地位是不可逆的。主体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就初步确定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内涵。形而上学的破产使得主体主义走向危机, 20 世纪哲学的发展使得主体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抨击。许多思想家指出, 正是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使得人类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他们认为人并不是世界的不变的主体, 更不是世界的主人。实际上, 人的主体地位并不能通过自封而取得, 更不能通过剥夺其他存在物的权利来维护, 人的主体地位是由与其“共在”的事物所赋予的, 所以人的生存方式就不应该是一种孤傲的存在, 而应当与其他事物和谐相处, 即人应当“诗意”地居住在大地, 成为大地的看护者。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转折过程中, 后现代主义的转折更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后现代主义是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场影响广泛的文化运动, 它的影响几乎遍及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而成为一个似乎可以任意张贴的标签。从哲学的角度看,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解“现代性”, 而这里所指的现代性主要是针对西方近代启蒙以来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理性至上的哲学观念。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希望科学和艺术可以帮助人们来控制自然, 而且帮助个人来充分地理解自己, 理解世界, 以获得道德的进步。然而后现代主义认为, 启蒙主义的理想已经在现代社会中破灭了, 必须清除它的影响。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如后现代主义也反对形而上学, 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反对理性和终极价值存在, 所以, 它并不是一种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完全对立的哲学观念。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运动, 它今天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所以对它的分析和把握面临着许多理论上的困难。被冠之于后现代主义名称的学术思潮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无分歧的整体,而是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差异。如后现代主义中就明显地存在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和温和的后现代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 按照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的说法即是存在着“破坏性的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的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区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都首先把矛头对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 如德里达就认为,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 对“中心”、“本源”、“基础”、“在场”的追求始终是一以贯之的, 而他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即是指出这个“中心”的虚幻性, 从而使人们走出形而上学的阴影, 因为这个中心被看作是先验的, 是不受怀疑和不可阐释的,而这恰恰暴露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根本矛盾,这样的中心“既制约结构又逃避结构的控制, 既存在于结构之中, 又似乎逃逸于结构之外, 于是中心就不成其为中心, 内与外、源初与终极的区别就成为一个问题”[4 ]。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44惯于固守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真实与虚假、言说与书写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 并且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一些, 因为前者通常即是中心, 后者则总是居于边缘, 中心与边缘是固定的, 不能互置的, 但是一旦这个中心被宣布为虚设的之后, 那么原来二元对立的认知程序就失去了意义, 就必须按照新的游戏规则去行动了。这样, 原来在形而上学传统中得不到重视的、被置于边缘的事物就应该纷纷活跃起来而受到重视。福柯所进行的探讨侧重于人类整个知识体系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 德里达宣布整个形而上学的中心是不存在的, 福柯则更明确地揭示以主体为中心的认知模式的虚幻性。福柯指出, 迄今为止人类所获得的知识并非是一个稳定的、完整的统一体, 而是存在着无数的罅隙和缺陷, 这些知识充其量只是一个个知识的碎片或一套套的“独立的话语”, 但是以往的认识传统则把主体置于绝对的中心位置, 并赋予这个主体一种特殊的能力,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或逻辑能力把知识的碎片穿接起来, 把认识中的缝隙一一抹平, 从而保证人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或统一性。福柯认为主体的这种建构知识的能力完全都是先验的。他进而指出, 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实际上都是按照一定的认知范式所进行的理性实践活动, 真正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权力”, 而这些权力也就是知识在形成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原则、标准、方法等等, 所以一切知识不过都是权力限制下的产物。福柯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 西方的知识传统所制定的许多规则、标准、程序、信念只是相对的、暂时性的东西, 它们并不具有永恒性。

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拆掉西方近代以来的整个人文主义传统, 取消一切普遍永恒的东西, 但是这种企图受到的责难和困扰与日俱增, 而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则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退却或自身的调整。如果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是忙于解构而疏于建造的话, 那么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就既有对西方传统进行解构的一面, 也有进行新的理论建构的一面。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揭露, 现代性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 造成了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传统、机械主义的世界观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 主张在超越现代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以格里芬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探讨的核心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哲学的二元论和还原论最终导致了世界和自然的“祛魅”, 即自然界被剥夺了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 完全成为空洞的存在, 他们提倡的是一种整体有机论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 一个人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 而且还包含在自然之中。他们宣布那种认为自然界完全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格里芬等人也反对唯科学主义, 但是他们所反对的是那种建立在机械论和还原论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 而提倡的是与有机论相结合的科学, 这就像图尔明所说的:“后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再一次感到在宇宙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在后现代宇宙中, 我们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是与企盼中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 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 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 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 而且当做它们自身的目的。”[5 ]

总之,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所呈现的这些新的趋向直接为伦理学的理论形态的转化提供了理论前提。在这其中我们不难发现, 西方环境伦理学是不断地从现代哲学理论中汲取营养而发展的。首先, 西方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主体主义、二元论、机械论、科学至上论的批判, 直接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支点。其次, 现代西方哲学在转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世界和人类发展的价值关怀和忧患意识为生态伦理学所汲取。再次,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对环境伦理学的转折产生了重要启迪作用。从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来看, 两者的直接结合已经成为一种理论现实, 后现代主义的有机整体论和关于自然的“祛魅”与“返魅”的理论都取得了与环境伦理学的密切结合, 人们应当由此相信:“当后现代环境伦理学消退的时候, 我们将会发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6 ]此外,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的理论“破坏性”赢得了不少贬损责难之声,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对于环境伦理学取得突破、完成转折是具有意义的。按照后现代主义者詹明信的说法, 人类思想发展史是一部各种认识范式不断更迭的历史, 也就是说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框架中用已知去认识未知, 而认知范式的变化必然使人们去重新发现在旧的认知范式中被忽略的“盲点”, 从而发生理论认识上的跃进。因此, 认知范式的转化不仅是允许的, 而且是有着积极意义的。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将环境伦理学的产生看作是一种伦理认知范式的转换, 而由此发现在人际伦理范式中被忽略的理论盲点呢?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学的“中心”的解构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当人们把先验的中心消解之后, 中心与边缘的分界便不再存在了, 那么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中总是被放逐到边缘的自然等因素是否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如果在这样的认识视野中再来看生态伦理学所提出的诸如“自然价值”、“自然权力”等问题, 是否应该摆脱稀奇古怪的嫌疑?

二、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与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内在关联

一般说来, 西方近代伦理思想史主要存在着三大理论系统, 即理性主义系统, 经验主义系统和宗教系统[7 ]。现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则表现出了与传统伦理思想不同的理论旨趣, 呈现出新的理论特质。45

在西方传统伦理思想中, 不同理论系统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彼此之间的统一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统一性可以概括为, 无论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还是宗教伦理思想, 都致力于完成一个共同的理论任务, 即寻找普遍的道德规范或为人的道德评价寻找普遍的根据和终极的价值标准。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从人的理性或精神追求出发, 强调整体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着力于为人们制订普遍的道德规则或绝对的道德原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经验主义总是从人的感性需要出发, 强调经验在人的道德选择和评价中的积极意义, 把个人的快乐幸福看成是伦理价值追求的目的, 所以经验主义带有非常明显的个人主义的特征。但是在经验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是它始终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为了逃避利己主义的恶名, 也为了适应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 它们也试图寻找普遍的道德规范, 希求自己的道德理论能够获得普遍的意义。尽管在对于普遍化的道德规范的内涵设定上,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存在着很大区别, 如经验主义总是诉诸利益追求的普遍化, 而理性主义常诉诸精神超越的普遍性, 但是两者致力于寻求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则是共同的理论趋向。对于宗教伦理思想来说, 它更是带有一种明显的超越人的现实生活的道德形而上追求, 总是试图将宗教道德诫言绝对化、普遍化, 希望宗教的道德精神能够普渡众生, 泽被万世。因此在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系统中,道德选择、道德评价基于普遍规范, 是这一时期伦理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对传统西方伦理思想所作出的转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 因为现代西方伦理思想流派林林总总, 更加繁杂, 且更加变动不居。从总体上看, 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论转换表现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基于规范转化为基于个人的生存、发展、自由。第二阶段是从基于个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复归于基于规范。

现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批判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其主要的理论倾向是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形式主义和价值中立主义等。这意味着西方现代伦理思想不再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寻找普遍的道德根据上, 不再致力于道德的形而上的追求, 而是更加注重个人生活的现实性, 注重具体的生活境遇, 注重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上的即时、相对、自由、实用, 道德不再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基, 沦为了个人生活的一种策略或手段。西方现代伦理思想相对于传统伦理思想的这种转换可以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传统伦理思想侧重于规范的绝对性或普遍性, 那么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 规范准则就常常对个人生活具有先在、统摄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常常需要通过具有普遍性或绝对性的道德规范来确定, 这就像康德所说:“你必须遵循那种你同时也立志要它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而去行为”[8 ]。

也就是说, 要真正实现道德上的善, 光靠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 而必须首先设定完善的道德准则。这样人类的道德生活常常变得僵化、呆板、枯燥、了无生气, 因为道德准则常常筛落人生的激情和那些总是打上深刻的个体性烙印的主观感受或欲念, 它就像一把裁刀, 把完整的人生硬二分为野兽与天使。现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则充分重视个人的心理感受、情感因素在道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重视个人的命运, 在很大程度上,道德思考不是基于规范的普遍性而是基于个人生存的现实性, 因而从这种意义上应当说道德更加贴近于人的生活。应当看到的是, 理论总是现实的反映, 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对个人生存的关注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为了取得个人生存的自由, 许多思想家提出必须摆脱各种社会束缚, 因此伦理道德上的评价只能是服从于个人的需要而不能相反, 这样道德的绝对性、普遍性就不断被消解。如在存在主义者那里,“个人第一次成为伦理道德的本体和核心, 被认为是一切时代、历史和整个人类都必须通过的唯一关隘, 这种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反动, 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验个人主义伦理学与理性整体主义伦理学相互抗衡的范畴, 它具有全新的理论转向性质。也即是说, 它所反映的已不再是或从理性、观念出发或以经验、情感为道德出发点这一伦理学方法论上的分歧, 而是彻底变换道德本体并同时要求改变伦理学方法的一种根本性或原则性的改变。”[9 ]实用主义者杜威也强调道德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 而这种实践活动总是“涉及个体化的独一无二的境况, 这些境况是永远无法准确复制的, 因而对于它们任何完全的确定都不可能, 而且一切活动都包含着变化”[9 ]。弗来切尔则通过建构“境遇伦理学”来推动道德的变革。他认为,“对我们来说, 什么是善是恶、正当或不正当, 不与行动联系着, 而只与行动的环境联系着”。“新道德即境遇伦理学断言: 一切事物的正当与否, 完全由境遇来决定。这种坦率的态度, 的确是对道德上的一次革命”[10 ]。

如果说, 基于规范常常使个人的道德生活陷入僵化、呆板, 那么基于个人的生存是否就真正会赢得道德自由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 道德一旦失去了客观性, 就必然丧失其批判引导功能, 也就无法成为生活的基准, 那么道德的存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而个人希望在完全摆脱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获得自由,最终所获得的只能是个人被放逐, 使得生命没有根基, 没有依靠。因此, 如果说道德完全基于规范常常会使个性受到压抑, 那么完全基于个人的好恶则同样无法使个人真正得救, 也无法接受未来的挑战, 虽然人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富裕的物质社会, 但在一些现代化的国家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服用麻醉剂来逃避46现实, 他们的父母退而借助录像或酒精来求得一时的神志恍惚, 大批老年人单调地生活着和孤独地死去,又有大批人为了摆脱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移居国外,大批人服用米尔汤、利比安、伊奎尼尔或其他种种镇静剂和安神剂来抑止烦恼”。“许多普通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一所‘疯人院’”[11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 现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规范伦理学复苏的新趋向。

我们认为, 现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重新崛起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传统规范伦理思想的机械重复, 而是在新的现实面前立足于更高的伦理视野对以前伦理思想发展的一种整合, 它呈现为基于规范——基于个人——基于规范的辩证否定过程。也就是说, 规范伦理学的重新崛起既不简单地否定普遍的道德规范的合理性, 又不主张一味地放逐个人; 既不在超越人的生活现实性的基础上设定抽象的规范, 又不注重让道德规范完全成为个人任意使用的工具, 而是把道德规范与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使道德规范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导向性。哈贝马斯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扩散到社会领域的结果, 要改善人与人的关系, 首先必须清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余毒, 其次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确立的理性主义传统仍然是有价值的, 但是他所说的理性主要是指人们之间交往的合理性, 而不是西方工业社会中盛行的“工具理性”。而所谓交往合理性就是让行为主体能够彼此之间进行没有任何约束或强制的对话, 但是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确定普遍的伦理原则。哈贝马斯认为, 普遍的伦理原则的产生是完全有可能的, 需要通过人们的共同参与、对话和论证, 以发现和确定真正体现人们共识的伦理规范。这就是哈贝马斯建构的“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内容。他认为, 通过商谈而形成的伦理规范能够使人们之间在无压抑的交往中达到互相理解和协商, 使人们从理性的束缚中解脱起来, 从与自然的对立中解脱出来, 用伦理上的对话取代独白。

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指出, 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说明了西方启蒙主义的失败, 而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在于德性的沉沦或失落。他认为, 德性“就是人类一种后天获得的性质, 具有和运用它, 会使我们能达到内在于实践的那些善, 而若缺少了它, 则必定会阻碍我们达到任何这类善的东西”[12 ]。西方的德性传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确立, 但是此后这一传统逐渐遭到了破坏,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总是盛赞启蒙主义的理念, 把个人脱离于社会共同体的行为当成是自由的实现。他认为这正是德性陨落的标志。德性的失落主要体现为: 社会的道德判断是基于主观性道德范畴; 个人的立场、道德选择也是没有客观性的; 德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退居边缘。因为按照麦金泰尔的理解, 在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内对共同利益的共同追求, 是德性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个人不但要逃离社会共同体, 还要逃离家庭等其他形式的共同体, 这样个人生活的统一性就不存在了, 个人的角色也被分割成一个个碎片, 这使得德性存在的客观环境不再呈现, 道德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所以现代社会正处在“德性之后”。按照麦金泰尔的逻辑, 今天人们应当重新恢复德性的权威, 因而也就必须加强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系, 使个人通过实践采取有助于实现共同体利益的行为。

从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 环境伦理学的崛起应当是新的伦理转折的一脉, 或者说它是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实现新的转折条件下的产物。这是因为,环境伦理学的目的既不是单纯地为人们重新设定规范, 也不是在更大的范围放纵个人, 而是力求将人的生存与道德要求相结合, 在共同的责任面前通过对话、协商形成对整个人类都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在环境伦理学的领域中, 任何放纵自我、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任何放弃对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责任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这正如拉夫尔所说:“为了对环境危机作出响应, 没有新的比我们被排他性带来的影响更为不幸了。排他性却正是同我们需要用于创建一个全球联盟以求得持续生存那种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念, 没有一种超越于民族忠诚的人类一体性的认识, 没有一种把地球上的其他人认作自己的邻里乡亲的感情, 没有一种把世界看作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思想, 我们就无法把我们的意志统一起来, 共同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自己。如果不用生存的道德伦理来指导我们, 一旦我们遇到灾难, 我们可能往往就会只考虑拯救自己而不拯救他人的命运。这样, 我们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即, 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共同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忘掉这样一条重要的真理: 我们不能只救自己。一种团结一致的思想, 即从道德上支持采取联合行动, 来拯救我们濒临危险的人类大家庭, 在一个排他性处于高于一切地位的文化中这种思想是不会产生的, 或者是无法存在下去的。”[13 ]所以, 当我们想起莱昂波尔德所提出的把伦理道德扩大到自然界就是扩大共同体的边界时, 也应当体会到他是对重振人类德性的一种强烈的期盼。

三、 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诉求的重要启示

西方哲学的转向对环境伦理学的重要影响充分说明了, 环境伦理学并非是一种应对现实生态危机的“权宜之计”, 是没有理论基础的“主观臆想”。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的, 对传统思维的承接与拓展也是构成环境伦理学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始终是按照一定的路向来向前发展的, 从_______总体上看并没47有完全脱离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目的论、义务论等西方哲学的思维范式。尽管环境伦理学潮的出现在西方的思想舞台上也存在着“合法化危机”, 但是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启导仍然是人们所熟知的, 因而环境伦理学能够迅速地成为许多“草根”环保组织所高举的旗帜, 也能够为社会民众所内化。

但是, 相形之下, 环境伦理学在我国依然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因而近年来关于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的呼吁日趋强烈。我们以为,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诉求实际上就是指, 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应当与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人们的价值心理相契合, 在对本土社会有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增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性,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话语表达方式、价值理念、教育和实践路径等等) 的环境伦理学体系。

毫无疑问, 我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的诉求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一方面在于, 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确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的特点,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伦理学在起步阶段是从译介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著述开始的, 而且多年来我们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仍然更多地停留在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潮进行诠释的层次上, 即便是独立的著述, 也没有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模仿的痕迹依然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则在于, 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实践作用不明显, 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理论现象而受到专业研究人士的关注, 而并没有实际地走向现实生活, 没有转化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的调控力量。而上述这两个方面并非是没有关联的, 环境伦理学的非本土化现象正是导致它自身的现实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的重要原因。

从西方哲学的转折对环境伦理思潮的催生作用中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启示: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在应当充分吸纳西方环境伦理思潮, 但是更应该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 更应该体现我们应对生态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形成一种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潮保持交流对话态势而非完全相同的理论与实践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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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校: 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