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及其对当代医学伦理的挑战
聂精保土屋贵志 李 伦
医学与哲学2005 年6 月第26 卷第6 期
摘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 国际( 包括中国和日本的) 学术界一直忽视了侵华日军战时人体实验及其相关伦理、社会政治问题,这一历史一直被认为与当代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综述了日本医生战时在东亚地区( 主要在中国) 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和战后被抵赖被掩盖被忽略被遗忘的历史, 并特别探讨了这段令人心悸的历史所引出的种种伦理问题及其对当代的挑战。
关键词: 人体实验; 医学伦理学; 日本
1导言
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反映了近代医学中黑暗与邪恶的一面, 而战后对纳粹医生的纽伦堡审判则标志着正义的伸张。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5 纽伦堡法典6 不仅奠基了当代医学伦理学,至今仍对医学研究和实践的伦理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不幸的是, 在东方也存在与纳粹医生行径绝似的暴行: 主要为了发展细菌武器, 从20 世纪30 年代初至二战结束期间, 日本医生和研究人员在日军占领区, 特别是在中国, 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像纳粹医生的暴行一样, 日本医生所进行的实验也是以国家利益、科学与医学的名义对人进行蓄意的杀戮、折磨与伤害。然而, 更为不幸的是, 由于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原因, 包括美国政府的刻意包庇、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中国政府的相对沉默和不作为, 日本医生的暴行远没有像纳粹医生的行径那般为世人所知。长期以来, 国际( 包括中国和日本的) 医学伦理学界一直忽视了日本医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及其伦理挑战。本文旨在对日本医生战时在东亚地区( 主要在中国) 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及其战后的被抵赖被掩盖被忽略被遗忘作一简单综述, 并特别探讨这段令人心悸的历史所引出的伦理问题。
2 被遗忘的医学暴行尽管领土面积不大, 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二战期间已成了一个世界强国。日本打着建立/ 东亚新秩序0 和/ 大东亚共荣圈0 的旗号, 先后入侵并占领了中国、菲律宾和其它几个东亚国家的领土, 并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了一个国际法西斯同盟。尽管日本是明确禁止生物及化学武器的5 1925 年日内瓦¹ 奥塔戈(Otago) 大学达尼丁(Dunedin) 医学院生命伦理学中心( 新西兰, 达尼丁) ; 武汉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 兼) 湖北武汉 430072º 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哲学教研室 日本大阪»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081公约6的缔约国之一, 但日本军队却于1932 年至1945 年间在中国和其它地区制订了大规模的生物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部署在哈尔滨附近平房的731 部队、长春的100 部队、北京的1855 部队、南京的/ 荣0 字1644 部队、广州和香港的/ 波0 字8604 部队、海拉尔的2646 部队( 也称80 部队) , 以及新加坡的9420 部队。
打着/ 防疫给水0 的幌子, 这些由日军所实施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座座/ 死亡工厂0 , 日本医生在此进行了大量人体活体解剖与其它野蛮人体实验。日军生物战的主要头目石井四郎( IshiiShiro) 是细菌学专家, 臭名昭著的731 部队的部队长, 二战末为日军的军医中将。石井将细菌武器制造中的人体实验称之为/ 机密中的机密0 。
日本医生谋杀性的人体实验主要包括:
#对健康人( 包括未成年人和孕妇) 的活体解剖, 作为新近应召入武军医的医学训练的一部分, 或提供医学标本之用;
#通过给健康人注射、吸入病菌, 或强迫、诱使其吃下掺有某种细菌的食物或喝下掺有病菌的水等方式让他们感染上诸如鼠疫、炭蛆热、霍乱和伤寒之类的疾病;
#对这些受感染的人进行活体解剖和尸体解剖, 以此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自然发展过程;
#冷冻实验, 迫使人长时间忍受零度或零度以下低温环境,解冻之后研究人体对低温的生理与病理反应, 来试验各种防冻方法与技术;
#强行将活人置于含有传染性病菌的炸弹的爆炸现场, 以测试生物炸弹及其它武器的威力;
#将人置于真空室等极端恶劣环境中, 或施以高压电击来试验人体的反应与忍受力;
#其它纯粹以残忍取乐的实验, 因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受试人的血放尽直至死去、用马血来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将马尿注入人的肾脏、迫使健康人与那些患有梅毒等性传染疾病的人进行性交, 等等。
数以千计的人, 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在这些死亡工厂里失去了性命, 还有成千上万的更多的人在日军所实施的细菌战中丧生。许多人被日军宪兵以/ 特移0 ( 即/ 特别输送0 ) 的方式送进731 部队和其他部队, 在那里被当成实验品, 饱受折磨, 直至惨遭杀害。这些人大都是中国人, 也有俄罗斯人和朝鲜人, 可能还有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健康男性, 也包括妇女和儿童, 甚至还有出生才3 天的婴儿。在日本医生的实验中,这些人从未被当成人来对待, 甚至连动物都不如, 他们只是0 实验材料0 。在日语中, 他们被称作/ 丸太0 ( 日语发音为/ 马路大0 ) , 意思就是/ 原木0 。1939 年至1945 年间, 仅在731 部队, 每年就有不少于600 人( 每天2~ 3 人) 被这些日本医生杀害( 伯力审判材料, 19505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被控案: 审判材料6 。本书俄文版由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1950 年出版, 有中、英、日等文字的翻译。简称为/ 5 伯力审判材料60)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实施细菌战, 还在中国各处的城市、乡镇与村庄进行, 包括浙江省的宁波和湖南省的常德。成千上万的平民, 无论男女老少, 因为染上这些人为制造的瘟疫而受到伤害或丧生。
比起纳粹医生在二战中的行径来, 日本医生在1932 ~ 1945年间所犯下的暴行在邪恶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类似纽伦堡那样的审判。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与石井达成了一笔交易: 赦免石井及其相关人员以换取他们在实验中获取的资料。由于美国人的包庇, 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写进1946~ 1948 年由美国主持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日程。出于某些原因, 甚至那些被前苏联的/ 伯力审判0 和中国军事法庭裁定为有罪的细菌战战犯也受到了宽大处理。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医生, 包括石井本人, 远没有受到指控或遭到鄙弃, 反而得到了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庇护。靠着在/ 死亡工厂0 进行的人体实验所获得的资料, 在战后的日本, 这些医生中的许多人得以在日本皇家健康研究所和一些医学院校里担任高级研究员和管理官员的职务, 继续从事这个令人崇敬的职业(Williams & Wallace 1989, 289) 。如在731 部队曾主持过冷冻试验直至把人冻死的吉村寿人当上了京都医学院的院长, 被授予日本的最高荣誉之一( 三级新星勋章) , 直至担任神户女子大学的校长。绿十字丑闻也是一桩声名狼藉的事件, 仅在20 世纪80 年代, 就有约500 人死于艾滋病病毒感染, 原因是这些人输了由绿十字公司提供的受到感染的血液, 至今还有许多因此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和丙型肝炎的人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这家公司由内藤良一主持, 他曾是石井的得力助手。
我们称这些生物战计划为/ 被遗忘的医学暴行0, 并不是因为在日本、中国和国际社会无人知晓这些事实。相反, 日本人进行的细菌战和惨绝人寰的实验一直是一个/ 公开的秘密0。其基本事实在/ 伯力审判0 中实际上已经被完全确认, 该审判1949 年底由前苏联主持、于中苏边界的伯力城举行, 12 名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审。然而不幸的是, 许多年以来, 由于/ 冷战0时的特定政治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次审判一直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宣传而为人们, 尤其是西方人, 所忽视( 伯力审判材料1950; Nie 聂2004a)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 一些从中国返回日本的前731 部队士兵开始忏悔并作证, 然而同样不幸的是, 他们大都被认为是被共产党洗了脑。
应特别提到的是, 自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 更多的真实档案资料、更多的参战士兵和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证词、详细深入的新闻记者的调查、以及在日、中、美、英等国进行的系统的历史研究不断提供关于日本人所犯各种战争罪行的铁证( 参见: 中央档案馆等1989; Guo 郭1997; Fujii 藤井1997; Jie 解1998;Mor imura森村1981, 1982, 1982; Tsuneishi 常石1981, 1994, 1995; Williamsand Wallace 1989; Gold 1996; Harr is 1994, 2002) 。1999 年9 月22日, 在这些战争罪行犯下67 年、二战结束54 年后, 由于几个中国受害者家庭提起的诉讼, 在听取了相当多的证人( 包括前731部队士兵) 的证词后, 东京地区法院正式承认了731 部队犯下的暴行属实。然而, 法庭却拒绝对这些受害人进行赔偿。2002 年8 月27 日, 在另一次判决中, 法庭承认日本皇军在二战中发动了针对平民的被禁止的细菌战, 但再一次拒绝进行赔偿。
3 对医学伦理的挑战
我们必须对侵华日本军医在中国的人体实验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 这是出于对在/ 东方的奥斯维辛0 中及在其后针对平民的生物战中惨遭杀害的成千上万条生命的尊重; 同时, 乃因这些被遗忘的医学暴行引发了与当代医学伦理学中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直接相关的一系列深远的医学道德问题。尽管这些医学暴行与现代医学以及生命伦理学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 但长期以来, 东亚医学伦理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医学伦理学界对此却关注甚少。这与西方对纳粹医学暴行的大量历史和伦理研究相比, 反差尤为强烈。半个多世纪以来, 这个问题在日本, 甚至在中国, 都被认为与当代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直到21 世纪初, 在中国( 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 还没有发表过任何对日本医生的暴行进行深入系统伦理研究的中文成果。迄今为止, 中国人在看待20 世纪这一重大事件时, 其视角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 因此也就认为这与当代中国医学和医学伦理学毫不相干。
在日本,/ 人体实验0 问题成了二战后医学界人士的一个禁忌, 可能是因为当时亲身参与了这些实验的研究人员摇身一变成了各医学院校的著名教授、系主任乃至校长。人体实验的伦理学问题在有关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出版和教学中的根本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未能直面历史这一现状使得大多数日本人把/ 人体实验0 仅仅看成是一些野蛮医生在过去的军国主义时代的兽行, 与战后开明、和平的日本社会里医生从事的正常研究相去甚远。他们因此而没有反思人体实验在军事上或在医学中的伦理意义。事实上, 二战结束后, 在日本也有许多关于伤害、虐待被试者的报道。然而, 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反省, 在日本医学界没有对人体实验进行批判性研究与评价的框架。医学伦理学界几乎没有探讨过应该用什么伦理原则指导与规范人体研究(Tsuchiya 土屋2003) 。
20 世纪将结束之际, 终于有了一些生命伦理学学者开始认真分析日本战时人体实验及其与当代医学、医学道德相关的种种伦理问题。尽管现有的讨论总的说来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并且大都是评论性的, 但开始触及到日本医生战时实验的一系列重要的伦理学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人们提出并且讨论的问题包括: 是何种历史、社会文化和医学环境导致了/ 死亡工厂0 的建立并且让医生们放弃了反抗(Tsuchiya 土屋2000) ? 这些暴行给当今的医学伦理学, 尤其是东亚( 包括中国) 的医学伦理学界提出了何种挑战(Nie 聂2001, 2003a) ? 借鉴相类似的德国经验, 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DÊr ing 2001) ? 我们为什么要重提过去的暴行(Chen 陈2001) ? 美国人在评价这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时为何如此偏袒(Sass 2003) ? 能否用/ 那是战争时期0 的观点来为此种暴行辩护并证明医生的行为正当( Thomas 2003) ? 对此问题的严肃探讨是否导致对日本国家及人民的谴责和攻击( Leavitt2003, Nie 聂2003a) ? 东亚的价值观和文化及其伦理观念的关系是什么(DÊring 2001, Nie 聂2001, 2003b) ?
东方版本的0纳粹医学暴行0 是如何发生的呢? 至少有五个可能的原因。首先, 日本当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凡以帝国的名义以及为获取战争胜利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其次, 当时大多数日本人普遍对中国人和其它种族的人有着强烈的歧视, 这种歧视往往包藏在一种优生学与种族主义的思想观念之中。第三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当时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扎根, 即使在日本本土, 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也会被逮捕,遭到残酷折磨。第四, 日军医生坚持说那些被试验的人都是共产党的间谍或抗日者, 反正会被处死, 以此来为他们的谋杀行径辩护。第五, 由于这些暴行都是秘密进行的, 这些研究人员往往忘记了那些受试者和自己一样都是人。日本政府完全是瞒着公众建立了这些实验室, 他们意识到一旦这些暴行公之于众, 日本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就这样, 研究者们似乎慢慢地不再顾虑正常医学伦理的约束, 作为一种自我约束机制的职业道德完全失去了作用( 土屋2000) 。
除了在军队医院, 大部分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研究人员都是军方临时招募的日本国内一些主要医学院校的教授、研究人员。他们为什么会参与呢? 首先, 他们实际上也是迫于法西斯社会的压力而参与进来的。如果拒绝与军方合作, 他们就会被视 .叛国者。但他们 .际上也没有试图去反抗, 即使他们清楚被派到中国去干什么。其次, 在当时, 日本的医学院校是很讲究权威与等级观念的, 这样, 这些研究人员可能觉得如果拒绝执行资深教授的指示, 他们就可能失去他们的工作( 在日本现在也还是如此) 。为了在战时能得到足够的研究设备, 教授们与石井达成了协议, 答应将他们最优秀的学生送去部队。第三, 石井的实验室相对来说非常的/ 先进0、/ 豪华0, 这一点对研究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731 部队的年度预算非常之高( 约合现在的8 600 万美元) , 研究者的报酬也相当可观, 部队提供的食物据说也是最好的。并且, 就军事医学领域而言, 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最后, 这些实验室给日本医生提供了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可能得到的观察各种病人和各种不同疾病的机会, 这种研究的价值被视为不可估量( 土屋2000) 。
对一些学者来说, 是一些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日本盛行的东亚价值观念( 如尊重上司、长者) 导致了这些暴行的发生( Tsuchiya 土屋2000,Morioka 森冈2000, Chen 陈2001) 。对另一些学者来说日本医生的那些暴行不仅违背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和西方的道德规范, 也违背了东亚的伦理传统与理念, 包括日本和中国的传统道德准则与理想( DÊring 2001, Nie 聂2001, 2002,2003b) 。例如,/ 医乃仁术0 是东亚医学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当医学在日本人的/ 死亡工厂0 里成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隶后, 这显然违背了/ 医乃仁术0 这条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古老的东亚医学伦理学准则。那些日本医生似乎明白他们违反了医学伦理, 当然也包括亚洲的医学伦理。在1949 年的伯力审判中,日本关东军医官冢隆二在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时, 承认参与细菌战的备战工作违背了医生的/ 神圣职责0 : / 我学医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健康, 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作为一名医生, 一名人道职业的从业者, 没有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 ) 作为医者的职责, 反而走上了另一条路, 一条以细菌为武器、为发动细菌战而备战的路, 这是非常可耻的。0 因此, 应该是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 而不是东亚文化与道德传统, 导致了这些暴行及其战后的不幸后果的发生。
人们往往把那些参与了暴行的日本研究人员被视为/ 鬼子0或/ 不是人0 。换句话说, 他们不是/ 我们的同类0 。这似乎是为什么在中国没有人从伦理学角度认真系统研究这一课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研究日本医生的人体实验对当今医学、科学与医学伦理学的意义,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参与战时实验的日本医生不应该被视为/ 非人0、鬼子、魔鬼或野兽, 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只不过是残酷的人和军国主义分子。这些日本医生中的大多数是普通的医学研究人员和从业者, 只是被卷进了这些全反人类的、非常的和不人道的罪行之中。在他们的手中, 医学和科学变成了杀人的机器。我们应该从纳粹医生和日本医生的暴行中吸取的根本教训之一是: 日本医生参与这种集体暴力和集体屠杀的道德与心理机制之一, 在于将受试者视为/ 非人0 、/ 原木0 , 非其同类。当我们视那些日本医生为/ 非人0、鬼子、恶魔时, 我们却在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思维, 即将某些人视为非人。将所有的人, 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对等视为我们的同类) ) ) 将有助于防止类似的人为悲剧的再次发生( Nie聂2001, 2003a) 。
历史表明, 最可怕的暴力莫过于国家和集体暴力, 而日本医生的非人道试验是20 世纪国家和集体暴力的典型例子。这不仅是某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例子, 更是某些人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另外一些人的例子( Nie 聂2001, DÊring 2001) 。国家和集体暴力在世界许多地方存在, 包括中国。将日本医生的人体实验暴行视为国家和集体暴力的一个典型例子,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总体上了解所有反人类的国家和集体暴力, 当然也包括发生在20 世纪中国的种种国家和集体暴力。譬如, 日本医生的暴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残暴, 像红卫兵、中学生对教师的施暴, 都是发生在20 世纪中国的国家和集体暴力。这二者尽管在社会历史背景上不同, 性质也不同, 但也表现出一些令人震惊的共同之处: 包括都是以好的甚至是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为天皇而战0或/ 革命0) 、没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普通人积极参与集体暴力、把他人不当人来对待( 施暴者视受害者为/ 原木0 或/ 牛鬼蛇神0 , 而非人) 、国家机器及其官僚体制的促长( Nie 聂2001,2005) 。
反省日本医生的非人道实验及其后果, 结论之一是: / 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祭坛上所牺牲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还有正义、人性0 (Nie 聂2002) 。从历史来看, 如果没有当时在日本社会和医学界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潮, 日本医生的人体实验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在将纳粹医生送上了审判席的同时, 却以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旗号和日本战犯达成了交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全国范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 以维护政权和国家的利益乃至世界和平为由而异常宽大地处理日本战犯。因此,/ 为了维护伦理道德, 医学应时常对民族主义和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所作的各种主张加以审视。这个教训本身一点也不新, 问题是人类是否会真正吸取这个教训0 ( Nie 聂2002) 。
日本战 .的人体实 .对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挑战是显然的。不仅日本政府必须对这些暴行和其它战争犯罪道歉并赔偿, 美国政府也必须为掩盖日本侵略者的医学暴行道歉并赔偿, 因为这一刻意庇护既是对道德的践踏, 从法律上讲, 又直接构成了美英通行的习惯法中的/ 事后同谋0 罪( Nie 聂2004b) 。同时, 各种国际医学伦理学的宣言或条例除了禁止非人道的人体实验和非医学与哲学2005 年6 月第26 卷第6 期总第289 期Medic ine a nd Philosophy, Jun 2005, Vol. 26, No. 6, Total No. 289 37伦理的医学活动, 还应该清楚地禁止非伦理非人道医学行径的种种事前、事后同谋。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而言, 日本战时的医学暴行提出了关于医学、社会与道德的相互联系, 从东亚道德的角度而言这些暴行的性质是什么, 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医学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 Nie 聂2003b) 。
( 本文英文稿为美国学者罗伯特# 贝克(Rober t Baker) 和罗伦斯# 麦库劳(Laurance McCullough) 主编的5 医学伦理学史6 (AHistory of Medical Ethics) 中的一章, 该书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 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作者、主编和出版社的同意和授权, 并经聂精保校订。作者谨向译者表示感谢。译者: 陈学谦,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霁, 2004年不幸英年早逝, 生前任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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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