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伦理与疾病
孙雯波胡 凯
医学社会学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年3 月第30 卷第3 期
摘要: 从与医学紧密联系的疾病文化中包含丰富的政治意蕴、价值负载和道德义务等方面进行伦理分析、政治批判和文化祛魅, 确立科学理性的价值标尺, 使疾病去政治化、去道德化, 确立人道公正和公平共享的道德原则, 反对任何因病而致或以病之名的歧视、排斥与迫害和生化战争, 对于疾病防治和种族健康、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平意义重大。
关键词: 政治控制, 政治迫害, 政治暴力
疾病首先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 是生物体自然选择和自我调节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疾病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具象意义, 总有一些鬼魅般的阴影萦绕其中,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苏珊 桑塔格所揭示的疾病一步步隐喻化, 从“ 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 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1] 1。疾病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意蕴、价值负载和道德义务, 反映出医学知识和制度的发展, 同时折射出社会政治伦理的变化和意义。
1 血吸虫病与SARS: 流行病与政治控制
生老病死是人人面对的问题, 流行病控制和公共卫生防疫势必要依赖社会结构来支撑, 要与政府权力发生关系。医学对社会空间和人的行为控制在传染病大流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传染病医学及其实践, 更导致医生政治化” , “ 他们受命监视本地区的时疫流行情况, 医生的权威同国家结合起来。”[ 2] 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 建构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 欧洲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蔓延和对疾病的恐惧催生了西方现代医学制度的建立, 推动了近代卫生学的出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基本控制了血吸虫病, 毛泽东为此还赋诗感怀: “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标志着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成效, 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政治革命。“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疫区声势浩大、热火朝天的大规模的群众灭螺运动, 显示了新中国政权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和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行政机制在疾病防治中的制度优势。医学与国家政治控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发挥其行政管理权力一体化的制度优势, 将疾病、病原生物像国家机构和公民一样地严格管理起来。流行病学档案管理与户籍管理制度如出一辙, 它们有着相同的形式和功能。反之亦然, 国家以管理疾病的方式来管理公民, 包括公民的肉体和精神。流行性疾病的有效管理, 需要一揽子相关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保证, 如针对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 财政与人力资源) 的动员、管理和调配, 对感染者的必要的隔离措施, 集中的检查和治疗, 患者病历档案的采集和管理, 以及针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和监控。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就是国家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翻版。”[ 3] 预防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卫生保健领域内的政治学。预防医学的制度化, 高度政治化的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 保证了疾病防治的效果, 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民族生命质量提高发挥意义作用。
在传染病防治中, 医疗行为的个体自主性减弱, 团队协作性、政府干预性增强, 当大规模瘟疫蔓延, 威胁人类生命, 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时, 对付病菌已不仅仅取决于医治病症本身是否有效, 更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应对策略是否能快速见效的问题。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应对策略决定着防疫的成效和水平。因而, 社会公正和共享已成为当今全球性卫生保健的核心问题。21 世纪初的SARS 肆虐, 病毒顽强的生命力和快速的自我复制、变易, 在感染者及其与之相接触的人群之间快速传播, 预防隔离措施不得不呈几何级数增长。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 高效率的行政应对, 高成本的国家投入, 高效而合理的资讯控制,高素质医疗团队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不仅对现代医学团队, 而且对政府公信力及其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能力提出重大考验, 为国家政治干预和卫生行政管理提出新的课题。
2 疾病在别处: 疾病起源与社会政治迫害
疾病和瘟疫是如何发生的? 历史上, 有关疫病发源地和病因的研究往往是争论的焦点。由于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或是出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的需要, 历史上人们时常将一些未知不良的疾病或羞耻之物归咎于他人或某些特定的人群, 既让自我或本土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划清界限, 形成一种文化避讳; 同时又让他者或邻近的异己族群与不洁或羞耻之物关系暧昧, 以宣泄一种对他者或他族的歧视。苏珊 桑塔格指出:“ 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 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梅毒, 对英国人来说, 是‘法国花柳病’ , 对巴黎人来说, 是‘日耳曼病’ , 对佛罗伦萨人来说, 是‘ 那不勒斯病’ , 对日本人来说, 是‘ 支那病’” 。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 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1] 121 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广泛存在的责人不责己的文化偏见和对他者的阴暗病态心理。
人类面对瘟疫的反应往往是过激的, 在集体性焦虑、惊慌和恐惧下采取的一些非理性的自我保护的措施, 很可能伤及无辜,乃至助纣为虐成为政治迫害的帮凶, 侵犯人权和损害国家主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受政治、宗教或迷信观念的支配, 最初的文化偏见转变为政治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 或躲避、驱赶, 或关押乃至大批残杀和消灭那些被认为患了传染性疾病或瘟疫的个人、家庭、社群部落甚至整个人种, 导致因病而致或以病之名的社会歧视、排斥或政治迫害, 在历史上上演出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外族、异族或殖民土著人的恐惧与仇视, 往往使这些人在历次的瘟疫流行中成为灾难转嫁的替罪羊。14 世纪的黑死病最为严重, 夺去了欧洲大陆上1/ 4 人( 约2500 万人) 的生命, 导致社会瘫痪。由于当时无法诊断出病因,最后人们把狂疑的目光投射到犹太人身上, 1347 年~ 1348 年,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将他们成批地烧死或驱逐到欧洲东部。十六、十七世纪, 鼠疫在欧洲流行,引起大量的人口死亡, 犹太人、吉普赛人被认为是诱发鼠疫的根源而受到迫害。欧洲中世纪, 癔病的群体发作, 被认为是巫婆勾结魔鬼危害人类的结果, 大量的女性被屈打。瑞瑟在 流行病学与历史: “生态学的观点与社会反应” 中, 对疾病流行期间的种族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 在疾病流行期间, 社会边缘团体、少数民族和穷人通常被指责为罪魁祸首: 在欧洲, 犹太人被当作是黑死病的制造者; 在纽约, 爱尔兰人被认为应对霍乱负责; 在布鲁克林, 意大利人被看作是脊髓灰质炎的来源[ 4] 。
当疾病借助道德隐喻而妖魔化, 纯洁与腐败、文明与野蛮的殖民二元对立逻辑的建立, 全球范围内的疾病政治斗争呈现出来。 现代历史进程中疾病的扩散与控制的惊心动魄的进程, 为处于这一进程中的压迫和反抗的正反双方所洞察, 它同时也就自然成为双方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对于那些殖民者、压迫者而言, 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 边界” 就是在这个“ 疾病” 的意义上被确立起来的。因此, 数以千记的关于殖民地、关于东方世界的讲述, 都与“ 疾病的蔓延” 联系在一起, ‘土著人才是疾病的携带者’的断言, 乃是一切殖民计划的正当理由。” [5] 1987 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关于乌干达艾滋病的现场报道中, 对在西方已经广为流行的艾滋病是由中非的一种绿猴子引起的说法继续煽风点火, 并耸人听闻地宣称, 在未来10 年内, 非洲将会回到黑暗时代。到那时, 非洲不再有教师、医生和官员管理事物, 所有的人都将成为艾滋病患者。据说这是因为非洲男人们的性乱和极不负责任造成的。在过去非洲曾经因为许多苦恼的事受过责难, 但是从来没有像艾滋病这样被西方舆论搞到如此荒唐和滑稽可笑的地步。多年的殖民统治与剥削歪曲了人们对艾滋病源于非洲的证据的态度, 一些人甚至认为是西方科学家故意将AIDS 源头嫁祸于非洲, 艾滋病问题好像给非洲增加了更多更新的耻辱, 以至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说: “ 非洲的艾滋病报告是一种新的仇恨运动”。
疾病成为一种道德隐喻, 一种政治手段或阶级、种族压迫的工具,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由此逐渐成型。在冠冕堂皇的社会整体理念和政治需要中, 病人个体的生命沦为实现某种整体社会目标的一个环节和工具, 常常被顺理成章地牺牲掉。而较少能真正体认到保障每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
3 生化武器、细菌战: 疾病与政治暴力
20 世纪下半叶, 生物科学的进展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 也使想要利用细菌来摧毁生命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到后冷战时期日益冒头的形形色色的国际恐怖集团和邪教组织, 他们热衷于大规模投入细菌武器研究和开发,试图制造出更强大、更威胁、更成熟的超级病菌, 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动下用于战争, 以生物战剂杀死有生力量成为终极武器, 政治暴力的邪恶与争斗使人类的理性光芒在风雨飘摇中泯灭暗淡。
所谓生物战剂也称细菌武器, 是指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统称。致病微生物通过炮弹、导弹弹头和航空布撒器、喷雾器等施放装置投放到战场, 能大面积毁坏植物和农作物等, 一旦进入机体( 人、牲畜等) 便能大量繁殖, 导致破坏机体功能、发病甚至死亡。在原子弹产生前, 细菌武器被视为一种理想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如炭疽杆菌因其顽固性和致命性, 在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得到苏美两国的斗士们高度评价, 莱德伯格称它为“ 专业级病原体” 。美国和前苏联是把细菌转化为武器的行家里手, 已经建造了可以使数百万人丧命和致残的生物武器库[6] 。
当代杰出的生理学家贾雷德 戴蒙德通过深入地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 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 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关于病菌的历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 来自随同哥伦布1492 年的航行而开始的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 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 [7] 美国白人殖民者最擅长干的一件美事, 就是把染满天花病菌的毯子作为“ 礼物” 送给印第安人, 以答谢后者的好客, 欧洲人征服新大陆过程中, 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印第安人, 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这些疾病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 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 削弱了其对欧洲人的抵抗。
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 日本军国主义者想以最省事的代价, 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 确定了细菌战的战略。臭名昭著的731 部队是侵华日军设在中国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 也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部队, 资料证实, 这支部队在长达12 年的时间里, 疯狂研制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等各种病菌, 并在至少5 000 名中、苏、朝战俘和平民的健康人体上,进行包括活体解剖和各种生物菌培养在内的大量惨无人道的实验。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方面, 无不使用细菌战, 在中国导致了疫病大流行, 致使不少军民惨死。
克劳塞维茨曾说: “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 , 通过细菌战, 诉诸于生化武器的战争是政治暴力的高效率的极端体现。其威慑力远远大于枪支弹药,活的生物武器的弹药能以几何指数的速率繁殖增长, 像野火一样高度传播开来, 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所造成的痛苦是不人道的, 甚至是惨绝人寰的。这不禁让人反思: 生命科学的进步到底是为了战胜疾病改善生活, 还是不择手段地打击敌人? 战争是从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利益之争开始的, 结果却演变成以消灭人类为终极目的, 通过生化武器传播大规模瘟疫的惟一后果就是灭绝人类本身,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中, 没有人会是赢家。因而生化武器的使用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则、违背社会良知的非正义行为, 为此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为之奔走。1972 年, 美国、前苏联以及另外100 多个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该公约禁止拥有致命的生物制剂, 除非是为了防御性措施的研究, 如防疫、探测、保护工具等等,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整个类别武器的公约。国际社会要超越那种以绝对自利原则为核心的狭隘、短视的国家伦理观, 从国家间的利益交汇点出发,达成特定领域的国际道德共识, 防范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鲁道夫曾说: “ 医学就是政治, 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 从政治控制、政治迫害到政治暴力, 与医学紧密联系的疾病在文化认知中承载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通过伦理分析、政治批判和文化祛魅, 使疾病去政治化去道德化, 确立科学理性的价值标尺, 反对因病而致或以病之名的歧视、排斥与迫害, 确立人道公正和公平共享的道德原则, 服务于战胜疾病, 保健人类, 维护社会和谐的目标, 将是当今政治伦理学的使命所在。
参考文献
[ 1] 苏珊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M] .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2] 刘北诚. 福柯思想肖像[ 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24.
[ 3] 张 闳. 血吸虫病与政治卫生学[ EB/ OL ] . ( 2007 - 11- 04 ) [ 2008- 03- 24] . http: / / bl og. sina. com. cn/ z hanghongpp.
[ 4] 张大庆. 当代疾病史研究的问题与趋势: 从AIDS 到SARS[ J] . 科学( 上海) , 2004, 56( 4) : 22- 26.
[ 5] 韩毓海. 真正疾病的起源[ EB/ OL] . ( 2006- 11 - 01) [ 2007 - 12-10] . ht tp: / / b log. t ianya. cn/ bl ogger.
[ 6] 朱迪思 米勒, 斯蒂芬 恩格尔伯格, 威廉 布罗德. 细菌战∃ ∃ ∃生化武器的黑暗世界[ M ] . 赵干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1.
[ 7] 贾雷德 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 ∃ ∃ 人类社会的命运[ M ] . 谢延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责任编辑: 杨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