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
万丹
2 0 0 7 年9 月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Sept . , 2007第25 卷第5 期
[摘 要]从社会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角度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加之梳理。认为波普尔作为逻辑基础主义者,将科学哲学思想方法向社会科学哲学作了推广。这种证伪主义的方法论与其知识观和政治观是统一的。
[关键词]波普尔;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可证伪性
波普尔( Karl Raimund Popper ,1902 - 1994) 作为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其研究首先集中在科学哲学中,而后延伸至社会科学和艺术等其它领域。他对于科学哲学中归纳问题的反思,科学与非科学划界标准的确定,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等所使用的思路和方法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因此从20世纪80 年代初开始,在国内就不乏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其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观点为人所熟知。但对于波普尔在社会科学哲学方面的贡献却很少为人提及。直到近年来涌现出一些学者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韩永进著《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 年第4 期;韩永进著《波普尔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载《哲学动态》1999 年第5 期;杨玉成著《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经济学方法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4 期;杨玉成著《波普尔派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3 年第2 期;钟群英著《现代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互动影响分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10 期等) 。波普尔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思考涉及面很广,本文只是力图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中方法论部分加以探讨,而不涉及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 从17 世纪以来改造着西方社会现实和观念的版图,其巨大的力量和影响令思想家们深深着迷。当人类用科学来揭示出自然规律,乃至为自然立法,创造出一个个人化自然的奇迹后,将科学的力量引入社会和观念领域就成为很多思想先驱的目标。于是在西方出现了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甚至科学化哲学(scientific philos2ophy) 的种种构想。我们可以举出从事这一努力的许多思想家的名字,如孔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斯宾塞、马克思、恩格斯、逻辑经验主义的石里克、卡尔纳普等等。
这些构想的起点不约而同地指向:自然科学的力量来自哪里? 它何以能够帮助人们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 达成的一般共识是,自然科学的力量来自于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具有严密逻辑性和客观性的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归纳方法的研究很快成为哲学的热点。在19 世纪便有研究科学方法的专著,如密尔《逻辑系统》(1843) ,休厄尔《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 。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科学直接发生影响,如证实原则在19 世纪的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然而波普尔却发现,“这些命题都基于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基于一个神话......它是自然科学的归纳特征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神话。”[1 ] (P100) 那么波普尔是如何批判对归纳和客观性的传统观点的? 他的社会科学哲学如何体现这种批判性成果的呢?
以下将分三个部分加入探讨:波普尔论社会科学的规定性,波普尔论社会科学方法,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与其知识观、政治观的联系。
一、 波普尔论社会科学的规定性
如果有人问波普尔:社会科学是什么? 那么这种问法将被波普尔所拒绝。这实际上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定义问题。波普尔对于定义给出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看法和科学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定义中我们首先指示本质———或许是通过给它命名———然后借助定义项对它进行描述。......通过描述被定义项所指示的需加界定的本质,我们也就确定或解释了被定义项的意义。”[2 ] (P28) 这是一个从左到右,从短的叙述到长的叙述的过程。其实质是人已经对被定义项最核心的本质有了确切无疑的把握,由此被定义项与定义项建立起恒定的关系,再不会被更改。而科学的定义则与此相反,是一个从右到左,从长的叙述到短的叙述的过程。“科学的或唯名论的定义并不包含任何知识,甚至也不包含任何的‘意见’;它们只不过是引入了新的约定性的简短的标识;它们缩短较长的叙述。”[2 ] (P30) 波普尔在这里反对人类对所谓本质有理智直观的能力而可以稳定地定义某事物,而认为人类对知识的探寻过程中产生的约定就是某事物的规定性。
自然,波普尔没有对社会科学进行定义,也不希望读者能够从他那里得到社会科学的本质。我们只能从波普尔的思想中把握到从两个方面给出的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划界标准和任务。
1. 社会科学是科学吗?
众所周知,波普尔在他第一本著作《研究的逻辑》(1934) 中提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如果一个理论具有可证伪性,那么它就是科学的。那么以他所制定的可证伪性标准来衡量,社会科学是科学吗?
回顾波普尔提出划界标准的历程,颇为有趣。波普尔承认,促使他思考如何进行科学与非科学区分的,正是他青年时代所接触到的社会科学理论。20 世纪前20 年,三种社会科学理论在欧洲,特别是奥匈帝国崩溃后的奥地利十分流行: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自然科学方面产生最巨大影响的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提出和预言的被证实。波普尔在对这些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仔细比较后发现:“我觉得这另外三种学说虽然装作是科学。事实上却象原始神话而不象科学;它们更象占星术而不象天文学。”[3 ] (P49) 因为这三种理论强调的是可证实性,可以把任何事例加以解释后都成为支持自己的证据,这样理论便可成为颠扑不破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波普尔由此引发了对归纳问题的反思,根据对证实与证伪在逻辑上不对称的研究,提出了可证伪性。
可证伪性本来是应用于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上的。但波普尔又把它用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就是说,波普尔对划界标准的研究从社会科学始,在自然科学中建立起来,又应用到社会科学上。
这种应用是一种否定性的应用,表现在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中。波普尔指出,历史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提出历史的预言,并且这些历史预言对于任何合理的理论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历史预言却与自然科学预测或社会科学预测是两回事。“历史主义的学说教导说:社会科学的任务是预测历史发展。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一旦我们截然区分我所称的‘科学的预测’和‘无条件的历史预言’两者,这种印象就烟消云散了。”[3 ] (P483) 即是说历史主义无法做出可证伪的预言。“第一,事实上,历史主义者并未从有条件的科学观测推出他的历史预言。第二(第一点由此推出) ,他所以不可能这么做,是因为长远的预言只有当它应用于可说是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时,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中引出。而这些系统在自然界中是罕见的,现代社会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系统。”[3 ] (P484)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波普尔在这里说的不是社会科学无法做出可证伪的预言,而是说历史主义无法做出。他并不排斥社会科学中的预测,而且把它作为科学观测的一种:“普通的科学预测是有条件的。......我们也能从经济学家那里获知:在某些社会条件下,比如商品缺乏、价格控制和没有有效的惩戒制度,黑市就会猖獗起来。”[3 ] (P483)
历史主义不能成为社会科学,除了不符合可证伪性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主义提出的任务不同于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任务。“自然科学的主要用处不在于预测日食;同样,社会科学的实际效用也不取决于它们预言历史或政治发展的能力。”[3 ] (P486) 而将可证伪性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暗示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
2. 社会科学的任务
“一切理论科学都是作观测的科学,并且存在着理论的社会科学。但是这种认识是否象历史主义都认为的那样,意味着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历史预言呢?”[3 ] (P483) 波普尔并不这么认为。对于社会的科学研究目的并不在于揭示出政治的未来,从而成为有远见的实用政治学的重要工具。波普尔之所以把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就是因为他看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性质:科学是为了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使得它被证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说,知识的丰富程度与确定程度成反比。波普尔认为科学应该追求的就是知识的丰富程度。
这样,他提出:“社会理论的任务在于解释我们的企图和活动怎么会引起不希望的结果,以及如果人们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干各种各样的事,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3 ] (P176) 即,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人类有目的活动的出乎意料的社会反应。如果将社会科学的任务定位为发现我们活动的出乎预期的结果,波普尔觉得“这种观点使理论科学变得十分接近于实验自然科学。”[3 ] (P488) 波普尔将社会科学的任务也是定位于解释和观测,只是解释与观测的应该是出乎意料的部分,如此一来,社会科学就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可能行动的甚至比较遥远的后果,从而帮助人们更明智地选择自己的行动。换言之,社会科学不是为了给社会现实状况歌功颂德,而是提醒人们注意在所谓理性指导下行动后果的非理想可能。
如何保证达成这一任务? 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观点。
二、波普尔论社会科学方法
波普尔的科学方法论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强调演绎,强调有利于知识的增长。从这一出发点,波普尔批判了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方法,而提出符合证伪主义原则的研究方法。
1. 反对不当方法
波普尔对历史主义思想的批判,当然地包括对历史主义思想所采用的方法的批判。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猜想与反驳》中,波普尔集中批判了他认为属于历史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采用的辩证法。辩证法诚然为思想史的诠释提供了一些令人满意的内容,如观念沿正反合的方向演进,对历史上某些思想家们的精神成果呈现出链条式的传承提供了解释。但辩证法在逻辑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它最重大的误解和混乱。“辩证法家由此正确地看到,矛盾———特别是‘导致’合题形式的进步的正题同反题之间的矛盾———极其富于成果,而且确实是任何思想进步的动力,于是他们得出———我们即将看到是错误的———结论说:没有必要回避这些富于成果的矛盾。他们甚至断言矛盾是回避不了的,因为世界上矛盾无所不在。”[3 ] (451) 波普尔对辩证法的批判就集中于这一“结论”:一方面,它违背了传统逻辑的矛盾律,即两个互相矛盾的陈述决不可能同真。另一方面把矛盾当作进步的源泉,并容忍接收矛盾,那么矛盾一定不会再产生智力进步知识进步。因为“推动辩证发展的唯一‘力量’,是我们决心不接受、不容忍正题同反题之间的矛盾。它不是这两种观念内部的一种神秘力量,不是二者之间促进发展的一种神秘张力———而纯粹是我们不承认矛盾的决心、决定,它促使我们寻求某种可以使我们避免矛盾的新观点。”[3 ] (P452 - 453) 并且,辩证法还有一个特点:“不管事情怎么发展都合乎辩证法的图式:辩证法家永远不必担心未来经验的反驳。”[3 ] (P457) 显而易见,这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背道而驰,自然也是波普尔拒斥辩证法的理由。
除了辩证法外,波普尔也反对理性构建的方法。对于科学理论进行合理重建,本来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追求。他们设想用人工构造的逻辑语言使得自然科学理论的表述更清晰精确,甚至要用这一努力来改造日常语言。这种理性构建的方法对社会科学也有影响。波普尔对此不以为然:“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在一块无传统的‘白板’上合理地设计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3 ] (P501)
如果脱离纯粹理性的构建,那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从哪里出发来预测呢? 是否可以通过在社会生活中寻找类似自然规律的社会规律或社会趋势来进行预测? 或者,是否可以通过对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人心理进行分析,以期为预测得到心理学工具? 波普尔反对将趋势作为社会预言的工具,也反对心理学主义。对这两种倾向的批判,主要集中在1945 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1957 年出版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主要内容已先期发表于1944 年《经济学》杂志上) 两部著作中。
历史主义(即上面书名中所说的历史决定论,英文为his2toricism) 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预言社会的未来,所根据的就是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从生物进化论中找到原型。似乎有了进化论,就可以为物种的发展提供可靠的预测;同理,如果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规律,那也可以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可靠的预测。但波普尔认为这种不论是自然界的还是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都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将不属于科学方法的范围。因为,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只能经历一次。那么“对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最仔细的观察也不能使我们预见它就成蝴蝶。”[4 ] (P86) 人类社会存在规律一说,便不成立。但是历史主义者可以提出辅助性假说,一是否定进化过程独一无二;二是认为即使进化过程是单独的过程,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一种趋势或方向,并且提出一个假说来表明这种趋势,并以未来的经验对该假说加以检验。这里重点谈谈波普尔对后者的反驳。
从形式上看,提出社会发展趋势的假说,并可以用经验证伪,加之,波普尔也不否认在社会变化中有趋势的存在,如人口、市场价格、劳动力流动等。似乎让我们看到历史主义的社会理论具有科学本性。但波普尔从科学理论和逻辑方面提出反驳。扼要说来,第一,断定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存在命题是个单称的历史命题不是普遍规律。普遍规律不是断定存在,而是断定某事的不可能,如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永动机是造不出来的。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规律或者假说应该和自然科学规律或者假说是相似的,即表述为断定某事不可能发生。第二,从科学理论对某个特定事件给予因果解释来说,就是根据某些普遍规律加之特定的初始条件给出解释。初始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被解释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它们能否持续存在却依靠某些初始条件的持续存在。波普尔认为密尔、马克思等人的趋势是“绝对趋势”,不依赖原始条件,并且不可抗拒地沿着特定方向走向未来。“它们是无条件预言的根据,而不是有条件的科学预测。”[4 ] (P102)
而心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社会理论的基础也是不妥的。心理学主义者认为,诚然社会中有着以制度、习惯法等结成的结构,但是这些结构并不能成为解释社会事件的最终根据。因为社会环境的结构必须由人的心理才得到解释:它们由人性或人的心理出于某种目的、在一定动机影响下建立起来,并且由于符合人性的心理结构才能发挥作用。除社会结构应该由人的心理出发加以解释,社会规律也应如此。但波普尔认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全都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是可以依照需求、希望或动机来解释的。相反,甚至那些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出现的东西,作为一条规则,也都是这种行动的间接的、无意识的和经常是不必要的副产品。”[2 ] (P158) 那么如果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到可以塑造人的心理,从而控制人的行为,是否对社会的发展可以做出预测,并且社会可以发展得更好吗? 波普尔对此执强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增长,而科学知识的增长又是其中最重要。科学知识的增长有赖于思想的自由竞争,社会发展也是依靠自由竞争,“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4 ] (P127) 这里,波普尔提示的是方法论心理学主义并不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必然结论。
至此,波普尔对辩证法,理性构建方法,历史主义的社会趋势预测方法和心理学主义方法都做出了批判。那么波普尔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
2. 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
如上所述,波普尔反对归纳方法,反对统计学趋势(即概率) ,这一点在对待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态度与其对社会科学的态度是一样的。那么,他所主张的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当采用的方法,与在自然科学中所主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要提出关于方法的统一性学说;这就是说,理论的或概括性的科学都采用这个方法,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4 ] (P103)这种方法就是:演绎检验法,或假说检验法“, 这些方法就是演绎的因果解释,预测和检验, ......它有时被称为假说的解释法,或者经常地被称为假说方法。”[4 ] (P104) 其根据是,波普尔发现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或证伪的逻辑,即否定后件式推理:
( (t →p) •p) →,读作:如果p 可从t 推导出,而且如果p 是假,那么t 也是假。
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应该是提出一个假说式的全称陈述,然后由逻辑推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以看作是近期的一个预言,可以证伪的预言(提醒注意的是,波普尔会要求这个预言是出乎常人意料的) ,当这个预言得到某种正面或反面验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理论表示接收或者进行修改。
这里涉及三个问题。假说从何而来? 假说如何推出预言? 假说检验法与社会改造有何种关系?
其一,社会科学的假说来自传统
前面波普尔已经批判了单纯从理性出发,或者从人性(心理学) 出发来构建社会理论,那只会导致乌托邦。传统是假说的背景“, 传统的创造和我们的立法非常相象,也起着把秩序和理性的可预言性带进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作用。如果你不知道世界会对你的活动作出怎样的反应,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世界上合乎理性地活动。每个合理的活动都假定了某种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以一种可预言的或部分可预言的方式作出反应。正如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神话或理论发明具有一种功能(帮助我们把秩序带进自然事件) 一样,社会领域中的传统的创造同样也有这种功能。”[3 ] (P185) 波普尔在谈到如何在社会中落实自由主义原则时,更明确地提出传统在解决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一切这样的问题只有诉诸现存的传统、习惯和传统的正义感;诉诸习惯法(象英国所称的那样)以及公正法官的公正判决才可解决。”[3 ] (P501)
其二,借助情境逻辑,可以由假说推出预言
社会科学理论涉及到的是人的行为,如何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是个问题。波普尔明确反对从个人的心理来推出社会事件社会行动的发展状态,那么他是否能拿出一个与人的心理有关,但又具有客观性的方法呢? 此处正要指出,波普尔对客观性的独特看法。20 世纪50 年代以后,客观性在波普尔这里不再是纯粹中立的含义。他承认观察的理论负载,更认为“科学的主体交流性(inter - subjectivity) 以及传播和讨论新观念的科学机构正是科学客观性的保证”。[4 ] (P124) 在此波普尔破除了关于科学的客观性的神话。
波普尔提出了情境逻辑(又译境况逻辑,situational logic 或the logic of situation) 及零点法(zero method) 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他从经济学中借鉴来的。所谓情境逻辑,是认为对人的行动结果的预期或解释来自社会情境,而不是企图还原为人性或心理动机的一般规律。而这种预期或解释的具体运用是零点法“, 我所说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模式,这模式以一切有关的个人都完全都合乎理性(或者都拥有完备的知识) 作为假定并以模式行为用作零座标以估计人们的实际行为与模式行为的偏离。”[4 ] (P112) 虽然不能只依照情境而获得全面的解释,但波普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运用这种方法进行预测。当面临预测与实际情况的偏差时,社会科学家们又能做什么呢?
其三,假说检验法与社会改造的关系
人们按照社会理论来从事社会行为,并且也根据情境逻辑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加以观测。这一过程的结合点,就是预测与行为结果的契合度,特别是要看出乎常人意料的预测结果是否出现。因为波普尔发现归纳对提出假说或理论并无直接干系,那么观察也就无助于提出假说,但在检验时就起作用了。“观察的功能并不是产生理论。观察在拒斥、排除和批判理论之中发挥作用”。[3 ] (P181) 那么观察结果与预测之间当然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相合,二是相悖。相合时,不必多说,这一社会理论就可以继续指导着社会行为;相悖时,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就应该抛弃旧有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的假说检验。对于后者,人们难免会引起“不断革命”的忧虑。波普尔则宽慰道,一方面,检验后被抛弃的理论已经为人们知识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人们往往把反驳看成是对一位科学家的失败或至少他的理论失败的证实。应当强调指出,这是一种归纳主义的错误。应当把每一个反驳都看成巨大的成功, ......即使一种新理论会夭折,它也不会被遗忘, .....因为它遗留下了新的、也许至今依然解释不了的实验事实和新的问题;因为在它成功而又短暂的生命中为科学进步所作的贡献。”[3 ] (P347)另一方面,不会出现翻天覆地的“不断革命”。因为社会理论及其对社会的改造,一开始就不应该是提出对于社会改造的“宏大构想”和大规模社会改造技术。“‘社会技术’” .我是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所以我加上‘渐进’这个词,以排除不愉快的联想和表达我的信念:‘渐进的修补’(有时这样来称呼) 和批判性分析相结合,不论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是取得实际成果的主要方法。”[4 ] (P45) 也就是说,假说检验法就是基于人的无知状态远胜于有知状态而提出的,那么进行社会改造就不能是“气贯长虹”的大跃进(波普尔称之为“乌托邦工— 7 —程”) ,而是小心翼翼地步步前行(波普尔称之为“渐近社会工程”,又译为“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实际上,乌托邦工程和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和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4 ] (P54) 社会动荡,特别是波普尔非常不赞赏的暴力革命,应该可以避免。
简而言之,波普尔的试错法这种方法论模式,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严重的实际问题,例如贫困问题、文盲问题、政治镇压问题或者合法权利的不确定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出发点。然而这些实际问题导致思索,导致建立理论,因而导致理论问题。”[1 ] (P97) 即:问题1 →假说→检验→问题2。
二、 波普尔社会科学方法与其知识观、政治观的联系
波普尔所提出的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如出一辙,虽然有一些小的调整。这与波普尔对科学、知识的总的看法相统一,同时也显露出其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
1. 人的无知是无限的。波普尔深受塔尔斯基语义学真理论的鼓舞,认为存在着客观真理,人类的知识向着客观真理逼近。但这带给人类的不是自满,而是自我警惕,因为“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令人清醒的。确实,正是自然科学的这种势不可挡的进步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的无知,甚至在自然科学本身领域内的无知”[1 ] (P96) 。无知,提示人们总不能对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过于自信。应该时刻准备着已获得的知识、理论被证伪,并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去提出新的假说获得新的知识,不断向真理逼近。在获得社会科学理论后,同样保持着谨慎,因此为此进行的社会行动是小规模的零星的试探,一旦失败了必须进行修正。人们又不能因为害怕失败而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如辩证法所为) 。追求知识的增长,就是要提出内容丰富的,特别是新内容丰富的社会科学理论,为此它必须承担可证伪性更强的风险。这与波普尔追求的不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是知识的丰富性的观念是一致的。
2. 波普尔知识论的基础是逻辑。波普尔在科学哲学中,还是保守的传统论者。因为他的思想基础或出发点,依然是逻辑和经验,特别是逻辑。对归纳问题的分析及可证伪性的提出,完全是逻辑分析的结果。依此提出的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也是以逻辑为基础的。看似波普尔对经验方法并不重视了,但他认为经验方法在反驳中有重大作用。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运用的试错法,其关键根据是形式逻辑中的否定后件式。波普尔实际上还是试图提出一个规范方法论,为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乃至社会行为所运用的各种方法提供指导。可以说,波普尔是(逻辑的,而非经验的) 基础主义者,规范方法论者。
3波普尔对社会科学的研究立场是反整体主义的。对整体主义的批判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力集中,从而使得自由度下降,创造性下降,这样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化和发展。“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4 ] (P71)
根据社会行为分析主要考虑的几个因素(表1) ,我们可以看出波普尔在社会科学哲学立场上的反整体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甚至有学者认为,“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5 ] (P58)
表1 分析社会行为的四个关键[6 ] (P359)解 释理 解整体主义制 度文 化个人主义理性选择主观意义
4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与社会科学方法统一在一起。波普尔是个人主义者,也是自由主义者。他遵从“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提倡个人自由、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保证“最小恶”,而不盲目相信政府的职责是要去追求“最大善”。政府应该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改善社会状况,而不是无视个人的具体生存状态,甚至牺牲公民个人利益和幸福去奔向美妙的乌托邦。“我的论点是:人类的苦难是一个合理的公众政策的最紧迫的问题,而幸福不是这样的问题。获得幸福应留待个人去努力。”[3 ] (P515) 而这与社会科学方法中从实际问题出发,谨慎地进行零星社会工程是统一的,是目的与方法的统一。这里也许涉及到一个小的思想逻辑顺序:对于波普尔来说,是政治思想影响哲学思想,还是哲学思想影响政治思想。在波普尔这里,逻辑作为其思想的基础是确凿无疑的。笔者认为哲学上的逻辑基础主义对于他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和政治观是决定性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则可以相对独立。
可以说波普尔的如下自况较充分地反映出了他的社会科学哲学观和政治观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批判形式的理性主义,尤其是这种客观真理的权威的信仰,对于一个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自由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批判态度同时也为调和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留下了余地。......如果没有一个理智的传统,个人就几乎不可能向真理迈进哪怕一步。......英国中间道路的基础:尊重传统,同时又承认必需改革它们。”[3 ] (P536)
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是丰富的,其对于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的观念与方法都有直接的影响。而本文只是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层面,概括地谈到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从自然科学哲学到社会科学哲学的过渡与联系。对其社会科学哲学的进一步研究,相信是一片更广阔的空间。
[参 考 文 献]：
[1 ]波普尔.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2 ]波普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 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 ]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5 ] [英]马克•布劳格. 经济学方法论[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 ] N. Bunnin , E. P. Tsui - James edt. , The Blackwell Com2panion to Philosophy[C] .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责任编辑:陈如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