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生及其概念运动的动力

万丹

世界哲学2008年第5期

提 要: 库恩哲学概念的特殊性来自于其思想的历史主义倾向。本文通过讨论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生来揭示理解库恩哲学概念的维度, 同时认为历史主义的“困境”是一种内部矛盾, 也正是推动库恩哲学概念如“不可通约性”延展其丰富性的动力所在。

关键词: 历史主义; 解释学循环; “不可通约性”

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些主要概念长期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 如“范式”概念过于模糊,“科学共同体”概念更像社会学概念而非哲学概念, 二者间的关系类似循环定义。库恩自认为是核心概念的“不可通约性”, 更被学者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大加挞伐。库恩是从物理学家到科学史家再到科学哲学家的, 这些被批评的概念更是突显了这位哲学家的“半路出家”。然而, 我们知道, 库恩是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 the historicistschool) 或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 historical philos2ophy of science) 的创始人, 而“历史主义”正是库恩思想, 特别是“不可通约性”概念的第一维度。所谓“第一维度”有两层意思。其一, 历史主义是库恩科学哲学思想(包括“不可通约性”)形成的理论出发点。其二, 它是理解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维度。换言之, 不从此维度出发进入库恩的哲学概念, 便无法理解库恩哲学概念的特殊性。

如今, “历史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包含着历史观的历史方法论, 是指在反对神创历史, 反对普遍和绝对理性基础上, 主张“每一种特殊的现象必须在它的时代的上下文中来理解, 其要点是要避免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其他时代, 相反要按照它们的时代的表达来解释历史的固有的事件。” (J1格朗丹, 第10页。) 在历史主义者的名册上, 可以列出维柯、狄尔泰、赫尔德、兰克等名字, 而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阵营里则少不了库恩的同道: 费耶阿本德、汉森、玛丽•赫西、波兰尼、图尔敏。( Kuhn, 第91页。) 在这样的历史研究方法指导下, 历史学家面临着一种可能的困境: 历史成为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如果说历史中没有普遍理性的话, 人类历史如何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学在解读历史事实时给人们以何种知识? 这样的困境也带到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之中。只有当我们解读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生过程, 才能明了库恩概念的真意, 并且看出历史主义的“困境”并非仅仅是一种困境。

一、 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式发生

从库恩的思想历程来看, 他本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萌芽与历史主义自身的思想出发点惊人地吻合。1947年对于库恩来说, 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他说: “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开始彻底醒悟的。” ( 库恩, 2004年, 第II页。) 此时的库恩作为博士候选人在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 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 邀请他作为教学小组的一员准备为哈佛大学一、二年级的新生开设“自然科学之四课程。内容主要是西方科学史。在备课期间, 库恩重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特别是力学部分,发现“即使就表观的描述层次而言, 亚里士多德学派也不大懂力学, 他们如必须谈论力学也大都根本错误”。( 库恩, 2004年, 第II页) 但是为什么古代智慧的集大成者之一亚里士多德在力学方面会昏庸至此呢? “我读得愈多, 就愈感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 对此我并不怀疑, 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那么显眼呢?” (库恩,2004年, 第III页。) 在夏天的某一日, 库恩突然觉悟, “在一个以性质为本的宇宙中, 运动必然是一种‘状态的变化’而不是一种状态。” (库恩,2004年, 第III页) 从此, 库恩的兴趣从物理学研究转向科学史, 进而在科学哲学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 其中就包括“不可通约性”。甚至有学者提出, “由此, 这一哲学概念——— ‘不可通约性’———作为不可比性的内在原因, 原创性地自库恩1947年发现如何阅读亚里士多德的经历中升华, 成为一个20世纪重大的哲学创见。” (李创同, 第36页。)

从库恩的自白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他之所以会发生“顿悟”,是因为他在学习现代物理学理论之后重读经典, 发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是如此落后和莫明其妙。此时,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测库恩发生“顿悟”的逻辑过程。

前提:

A1人的行为及行为结果的意义应该是可以被他人理解的。

B1在现代物理学框架内,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不可理解的。

C1现代物理学是合理的, 可接受的。

D1但作为公认的古希腊智慧的集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的所思所想应该可以被理解, 并且应该是合理的, 在当时来说应该还是先进的。

所以, 结论:

E1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的框架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那就只能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文化背景中探究其概念的原意, 从而解读其理论的合理性。

果然, 通过追溯“运动”概念的意义, 库恩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理解豁然开朗,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合理性也顺理成章地清晰起来。

我认为, 上述所有推测的关键是前提A。如果他人行为无所谓意义, 自然谈不上理解; 如果他人行为结果的意义不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 那也谈不上理解。也就是说, 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物理学”, 应该是有意义的, 并且该意义也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行为赋予的, 而不是神或超验的什么东西。

再看前提B。其中包含着的是一对矛盾: 现代物理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从历史进步论的角度看, 现代物理学比亚里士多德应该更先进,具体说来就是解释力更强, 预测力更强。但当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现代物理学无法解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时, 或者说,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无法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子集时, 矛盾出现了。当然这个矛盾的性质与科学和巫术的矛盾性质迥然不同, 因为作为物理学的不同表现形式, 二者在解释自然的合理性方面应该是相似的。因此, 我提出前提C和D。

最终, 我们要解决矛盾的道路便只有结论E。

可以看到, 这一步步的推测与历史主义萌芽和历史进步论何其相似: “历史主义的种子恰好就存在于进步论自身当中———即通过对往昔的评判,根据所谓优越的当前来对往昔作出评价, 人们就把其缺点归于历史偶然因素, 从而归于必须支配当前、未来和往昔的诸因素。” (格鲁内尔, 第141页。) 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相对之前而生出的第二层意味②, 即当过去的落后状况大出意料令人瞠目时, 我们不得不树立一种必要的历史主义历史观: 不能从当今来看待从前, 应该在从前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其合理性。

二、 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的正式相遇

1996年库恩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向本人求证的机会, 因此只能通过目前留下的文字记录来分析库恩与历史主义的正面相遇。

库恩成为历史主义者, 究其原因, 无疑首先是库恩本人与“历史主义”的相遇。这一相遇以其阅读柯瓦雷的科学史著作为标志。“我在那些年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生及其概念运动的动力99② 第一层意味如上所述是指: 应该在从前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其落后的原因。的部分时间花在真正的科学史上, 尤其是继续研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 著作, “这些人比大多数其他现代学者更清晰地表明, 在一个科学思想的准则与今日所流行的准则大相径庭的时期, 科学思维会是怎样的。”③ (库恩, 2003年, 序言, 第2 页。) 库恩对柯瓦雷著作所持的态度, 表明库恩接受了“过去的科学理论依旧具有合理性”的观念, 并对在当时科学理论的结构中如何表现出合理性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已经有1947年顿悟经验的库恩了。

在库恩前期著作中还有一处对柯瓦雷历史主义的肯定, 也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科学家并不都是哲学家, 但总要同思想打交道, 思想分析历来属于哲学的专业范围。对建立繁荣的现代科学史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我以为特别是A1O1洛夫乔伊, 并且首先是亚历山大•柯瓦雷———在转到科学思想史以前都是哲学家。我的同事们和我都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识别思想系统(而不是自己的思想) 的结构和连贯性。” (库恩, 2004年, 第10页。) 这一段自白与上一段所强调的是历史主义所给予影响的不同方面。这里是说对过去科学理论合理性的研究从何处着手的问题。

首先库恩看到的是科学史的研究以哲学为前提, 当然这是历史哲学。不同的历史哲学所指导的科学史研究路径不同, 结论当然也不同。在洛夫乔伊的历史观里就是应以观念史的视角进行科学史研究, ④ 具体来说是从科学家的观念系统出发进行研究。这里所说的系统, 一方面是指科学家本人思想的观念结构, 另一方面是作为观念结构外在表现的科学理论在时间轴上延伸的谱系,即引文中所说的“连贯性”。通过掌握这种视角或方法, 库恩得到柯瓦雷的结论并接受它, 即科学史中存在着科学革命; 用观念史的说法也许可以再表达为科学观念结构的突变或断裂。

由此, 历史主义科学史研究在库恩自身顿悟经历的前提下, 为库恩提供了研究前提、视角、方法。那么库恩沿着这条道路前行, 得出历史主义式的研究结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三、 历史主义推动了库恩哲学概念的运动———以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为例

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关系可概括为两种: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所谓外部关系, 是指不可通约性是由历史主义式的科学史研究方法所得出的观念; 换句话说, 历史主义是不可通约性的源泉。所谓内部关系, 是指不可通约性由历史主义而来, 便带有历史主义特有的性质, 以至于概念所面临的困境与历史主义本身的困境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 我试图论证, 只有在理解库恩思想的“历史主义”前提下, 才能把握库恩的概念, 而历史主义的“困境”并非是一种困境, 而是库恩概念运动的动力。

1.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外部关系

“不可通约的”或“不可通约性”并非库恩第一个使用。但这个词成为一个哲学概念, 正是库恩的功劳。在库恩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 他第一次使用不可通约性概念。“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别, 不在于方法的这个或那个的失效(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 , 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 incommensurable ways) 。”(库恩, 2003年, 第4页。) 在这里, 库恩明确将不可通约性与世界观联系起来, 并贯穿其思想的始终。

事实上, 不可通约性是指在科学革命后, 新范式与旧范式的关系。“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 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 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 (库恩, 2003年, 第95页) 在革命前后不同的范式使得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观中工作。“尽管如此, 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改变了。“在革命之后, 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因此, 在科学革命的时候,库恩在此指的“那些年”是1948—1951年的三年时间, 具体来说是他取得哈佛大学研究基金会资助的三年( Junior Fellow of the Society of Fellows of Harvard Uni2versity) 。事实上, 正如我们已知的一样, 库恩本人的“历史主义”思想萌芽是在比此段经历更早的1947年。洛夫乔伊(ArthurOncken Lovejoy, 1873—1962)是观念史的提出者和大师。他在1936年出版的《存在巨链》( The Great Chain of B eing, 张传有、高秉江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 是观念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其中认为从前柏拉图时期经文艺复兴直至18世纪的思想家, 他们的思想作为观念结构具有连续性。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变化, 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之后, 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 (库恩, 2003年, 第101 - 102页。)

库恩具体谈到了不可通约性的三种情况。其一、相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范式必须解决哪些问题的清单往往不能达到一致。他们对于科学的定义或者标准是不同的。这可称为标准的不可通约性(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standards) 。其二、新范式是从旧范式中产生的, 它们通常与传统范式中精确使用的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词汇与装置大量混合在一起。在新范式中, 旧的术语、概念和实验在彼此间进入了新的关系。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相竞争的范式间存在着术语上的误解。这可称为意义的不可通约性( the incommensurabil2ity ofmeanings) 。其三、也是相竞争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的最基本的方面: 相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着(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world views) 。“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 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他, 他们都在注视这个世界, 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 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 (库恩, 2003年, 第135页。)

如果从库恩本人的历史主义立场出发, “不可通约性”的提出并不显得突兀, 梳理其思路也并不困难: 在他看来, 科学发现是人的思维与行为的产物, 作为凝聚着观念结构的成果, 因此是有意义的, 并且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当我们用现有的科学观念去理解时, 却发现其内容竟然荒谬无比。这种惊愕使得我们明悟到, 应该从该科学发现的实际过程中, 结合其具体情境来理解该发现在当时成为重要科学发现的意义。于是, 库恩由此视角展开了对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拉瓦锡等的科学史研究。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科学发现有两种: 常规性的和革命性的。“常规”还是“革命”取决于“范式”。

范式是一种科学发现(成就) , 它能够吸引一大群科学工作者, 并能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范式中包含了问题清单、解题方法、评价标准、处理反常的方式等内容; 它是一种观念结构, 为标准、语词意义、世界观提供了规定性。在范式框架内进行的科学发现就是常规性的; 足以成为另一种范式的科学发现便是革命性的。范式与范式相比较, 由于是两种观念结构, 即使是面对同一个世界的观念结构, 也不难看出存在着标准、语词意义和世界观的差异。库恩由表现出的这些差异提炼出一个术语———“不可通约性”。

细观这个思想进程, 必须看到, “不可通约性”这个结论并非是唯一的。比如, 正是存在着差异便有走向“和而不同”的可通约性。只是思考的前提、视角、方法都是历史主义的,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 历史主义是“不可通约性”概念产生的源泉, 具有外部联系。

2. 不可通约性与历史主义的内部关系

所谓内部关系, 是指“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内在矛盾是历史主义式的。通过历史主义式的内部矛盾运动使得“不可通约性”产生了绵延不断的丰富性, 成为一个富有启发力的概念。用库恩的话说, “不可通约性”吸引了一批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 并且不断产生具有启发性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明白历史主义具有怎样的内在矛盾。一般对于历史主义的批评, 是针对其相对主义性质的。因为历史主义的提出就是反对普遍原则, 反对在某种普遍原则下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获得唯一的意义。历史事实意义和合理性的理解只能置于其所处时空, 其结论并非唯一。比如, 迪昂与柯瓦雷对于近代科学是否是革命性的, 观点上就有针锋相对的分歧。类似于子非鱼的论证,今人亦非古人, 无法回到古代去探索那个时空下历史事实的原意, 那么这种理解无法得到唯一的结论也是自然的。此时, 各种基于历史主义视角和方法的理解存在着相对合理性。

在充分考虑到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气质后,研究者不难提出以下疑问: “我们对以前时代的观点的产生一定与我们的当下有关, 因此它是相对的。而我们的时代只是许多时代当中的一个, 那么, 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何以可能? 换句话说, 在现在一般被公认的历史主义的支持下,形成一个有约束而又不是相对而言的真理观何以可能? 一切不就消融到当下的观点和时间的条件中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逃避我们的历史性的解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生及其概念运动的动力101释学循环何以可能? 这些就是历史主义的基本问题。” (J1格朗丹, 第10页。) 基本问题并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相对主义”的困境, 即相对主义如果贯彻到底的话, 其本身也应该是相对的。对“相对主义”的此种传统反驳在语意学上可以通过很简单地加引号进行语意分级来加以解决。这里所说的内在矛盾主要指“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

所谓“解释学循环” ( the hermeneutic circle) ,简单说来就是, “一部作品的整体要通过局部来了解, 局部又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了解” (狄尔泰)(张首映, 第240 页) 。狄尔泰力图能通过“移情”原则, 在解释学循环中通过对局部与整体或者语词与文本的交互理解, 从而达到对对象或者说对作品原意的把握。他所强调的是理解的客观性。似乎这样才是历史能够成为科学的保证。但是历史作为科学, 更多地具有人文学科( the hu2manities) 性质而非自然科学( science) 的性质。科学史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历史, 有关科学的历史。发展到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 语言成为存在的家, 文本本身不是存在者而是本体上的存在,于是人们进行解释活动, 并不是去探索文本的客观性而是主客合一地实践, 从而生发出意义。这样一来, 解释学循环就不是客观性的障碍而是理解的根本, 意义的源泉。当我们回过头来从语言、文本转到历史时, 我们就可以说历史主义所面临的“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是指当我们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历史事实时, 既包含着此时与彼时的矛盾, 又包含着局部事实与整体历史情境的矛盾, 但却是历史意义的源泉。

具体到库恩由科学史研究而得到的科学哲学思想中, 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历史主义的“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构成了库恩“不可通约性”哲学概念的内在矛盾, 从而推动了其思想的延展。

库恩从科学史进入科学哲学的转折性事件应该是1947年的顿悟经历, 这也是他本人多次强调的。这次经历无疑就是“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的一次例证。库恩在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进行研究时, 所面对的是一种科学理论, 并且是以文本方式呈现出来的科学理论, 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内容就包含在《物理学》、《形而上学》等著作中。在从现代物理学的立场理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失败以后, 库恩发现, 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术语与现代物理学的术语是同字异义。因为如果是术语的意义相同的话,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未必太可笑了。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呢?库恩面临着以下几个困难: 一是库恩处于现代科学与文化背景下, 却要去理解古代术语的意义;二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术语的意义与其理论构成了部分和整体的解释学关系; 三是亚里士多德理论与当时所处文化背景也处于部分与整体的解释学关系之中; 四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影响可能是构成今天的物理学理论背景的一部分。尽管库恩认为他成功地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当然我们也能设想到他可以凭借相同的方法去成功理解牛顿物理学、燃素说、托勒密天文学等, 但是对此的质疑却是难以避免的。那就是要问, 我们如何能够解决科学哲学中的“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 当我们看到科学历程是以“范式”, 或者又可以称为“学科基质( discip linary matrix) ”、“概念图式( concep tual scheme) ”为单位而演进的, 如何在这些看似相互独立(不可通约性) 的科学发展阶段(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 之间建立起科学的意义和合理性?

库恩并没有因为历史主义“困境”即“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的出现而束手无策, 相反正是一系列问题的提出, 使得库恩的概念具有了独特性。由此引发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翻译, 包括了同时代范式间的翻译和不同时代范式间的翻译。这里所说的翻译问题, 即如何在不同范式中进行翻译, 从而使各自共同体的成员或其他科学工作者能够相互理解, 最终使得科学理论的选择(用库恩的术语来说是范式的选择) 具有合理性。那么, 当库恩指出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也就是说具有标准、意义、世界观三重不可通约性之后, 范式间是否还是可以翻译的? 如果可以翻译, 如何翻译? 如果不可以翻译, 对不可通约的范式间转换如何理解, 才能使科学成为合理的事业而与巫术、占星术区别开来? 如何解释“库恩等人先是告诉我们把旧的理论翻译成现代语言是不可能的, 但随后他们恰恰就在做这种事: 他们重构亚里士多德、牛顿、拉瓦锡或麦克斯韦的理论, 可从不避讳他们和我们每天都用的这种语言”(Kuhn, 第35页。) ?102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与语言, 进而与世界观发生关系, 与“真”也发生关系。可以说, “不可通约性”内在地包含着“历史性的解释学循环”, 在对循环进行解决的尝试中, 或者在循环本身中, 使得“不可通约性”与“语言”、“翻译”、“意义”、“世界观”、“真”等概念相生相遇, 在概念运动中获得了更大的思想空间, 焕发出更大的生命力。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没有历史主义, 就没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 也就没有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式的概念, 更没有历史主义式的概念运动, 而这些正是库恩哲学的独特性和生命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加] J1格朗丹, 2006年: 《历史主义的解释学问题》, 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第四期。

[美] 库恩, 2004年: 《必要的张力》, 范岱年、纪树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美] 库恩, 2003年: 《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创同, 2006年: 《论库恩沉浮》,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 格鲁内尔, 2003年: 《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 隗仁莲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

张首映, 1999年: 《西方20 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Kuhn, T1S1, The Road S ince S tructure,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