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人工智能通常被认为是计算机学科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在控制论、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下，诞生于上世纪二战后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经过多次激烈争论和起伏之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开始形成若干不仅相互竞争，而且相互补充的研究纲领，同时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机器人等相近学科分化开来，成为新世纪以来的前瞻性重要交叉学科——智能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大众媒介于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科幻作品和艺术中经久不衰的重要主题之一。它与生物工程、空间技术并列为21世纪的三大尖端技术。计算机的发明为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反过来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新思想和成果又促进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在计算机科学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1966年到2001年的获奖者中，有将近六分之一是因为其人工智能方面的成就而获奖。
如果以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确定“人工智能”这个名词作为学科的开端，那么这门学科60余年来的研究纲领与经典自然科学相比，其成熟度和统一性相对较低，不同学派之间或相互竞争或互为补充，而且由于是当下的科学或技术，涉及对在世科学家的评价，从而导致对其进行单独、严肃的科学史考察并不容易，即使是人工智能著名学者尼尔斯·J·尼尔逊（Nils J.Nilsson）自己编写人工智能史时也觉得为人工智能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很困难，但为了编写学科史却不得不对其进行界定。
因此，不仅国内尚无专业的科学史学者对人工智能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国外已有的人工智能史，也主要是以面向大众的非专业性普及读物出现，或者是零散的口述记录史，或者只是作为二级学科穿插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的历史描述中出现，与这门学科在目前大众传播中的热度相比并不相称。
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认识论、心灵哲学的角度研究人工智能的方法论基础，关注其哲学意义和社会影响，并考察其与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逻辑学等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都是非常活跃的。因此在这些研究文献中，经常会涉及人工智能发展历史中的问题，并与认知科学、逻辑学、数学等学科的历史描述存在大量交叉，从而成为研究人工智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和资料来源，这为对其进行严肃的学科历史考察和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外部基础。
目前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对计算机科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著作，但一般偏于硬件和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较多，对于人工智能这门分支学科，由于其脉络复杂，往往穿插在软件史中描述，偏重于实际的经验性问题，对其和心灵哲学、认识论、心理学的互动关系往往语焉不详。这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如果没有内容完整、严肃的人工智能史，也同样没有完整的计算机科学史，就好像如果没有好的代数学史、几何史、微积分史，就不能形成完整的数学史一样；其次是人们对计算机的认识早已突破其仅仅只是一种计算工具的观念，而是将其作为研究人类智能行为的模拟工具，以及实现人类级别智能任务的技术手段，因此只是遵循将其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二级学科的传统，局限在计算机学科或软件工程的历史发展来研究人工智能历史，把这门学科和数学、认知心理学、控制论、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渊源或联系割裂开来，则不足以解决在智能模拟、理解人类认知的任务背景下，如何考察人工智能发展的脉络和动力机制问题。
对于人工智能这门年轻的学科，关于其历史的叙述与计算机科学、控制论、认知科学乃至认知心理学、心灵哲学经常纠缠在一起，单独以人工智能之名而编写的专业学科史著作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其历史、方法、概念、科学家没有受到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重视，相反，国外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活跃，除了人工智能及其相关学科的专业学者之外，作家、专业科普记者、科学史专业工作者都已经加入了其中，在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方法变迁、人物评价等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人工智能历史的研究，大概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计算机或信息科学共同体内部和外部几乎同时开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门学科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比较年轻，到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一些主流的教科书，而且在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建制化是伴随着电子工程或计算机学科而发展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国外对人工智能的历史研究主要在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信息技术、技术史的名义下进行，其所涉及研究人员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等科学共同体成员内部，既包括个别职业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也包括科学共同体开展学科历史研究的建制化活动中的职业科学家，其研究内容包括学科历史，也包括技术和社会、文化、经济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2.科技史专业学者，包括技术史学会、大学，以及由计算机和信息产业界提供资金、实物、原始文献等支持的博物馆等专业机构；
3.除以上之外的来自于媒体的记者、作家等其他外部人员；
科学共同体内部当中，除了科学家个人撰写的专业性或半专业性著作、论文、口述史之外，也包括他们为大众媒体撰写的各种普及型文章。另外就是美国计算机学会（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以下简称ACM）、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以下简称IEEE）等科学共同体的专业委员会和专业刊物。以上这种主要由科学家、工程师的科学共同体对其学科史的研究大致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认知科学家、工程师个人出于学术兴趣，自行或在外部支持下完成的学科史著作，这类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
1.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霍华德·加德纳1981年在斯隆基金会支持下，历时4年于1985年完成并出版的《心灵的新科学：认知革命的历史》，是职业科学家中最早关注并专题研究认知科学历史发展的著作，由于人工智能在认知科学中的核心地位，作者在书中不仅描述了人工智能近50年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对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的关系、作为交叉科学的认知科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2.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认知与计算机学院的创始院长、英国皇家学会前副会长玛格丽特·博登在2006年出版的《作为机器的心智：认知科学史》，该书分2卷，近1700页，是目前对认知科学历史考察较完整的内史风格著作，该书与加德纳的著作一样，也有大量篇幅讨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
3.著名人工智能科学家尼尔斯·J·尼尔逊编著并于2010年出版的《探索人工智能》，是迄今为止计算机专业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学者中内容最为详实的人工智能历史著作。
4.来自英国的人工智能科学家Philip Husbands、OwenHolland与哲学讲师Michael Wheeler合编的《历史中的机械心智》，以心智机械化的思想为线索，按时间顺序收集了控制论、人工智能、人工生命、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若干论文，展现了心智机械化思想是如何通过各方面知识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5.丹尼尔·克雷维尔（Daniel Crevier）的《人工智能：寻找人工智能的喧闹历史》，作者来自于产业界，从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创立一家主要从事图像识别技术的公司；
6.由两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的欧洲人工智能学者Peter Baumgarter和Sabine Payr编著并于1996年出版的口述史著作《Speaking Minds: 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对美国20位杰出的人工智能学者和认知科学家进行访谈，涉及这些科学家的学术生涯、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关系、人工智能的历史回顾和社会影响等多个重要方面，由于编者作为人工智能学者的专业性，该书相对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一线科学家的重要观点；
7.James A. Anderson和EdwardRosenfeld编著并于2000年出版的《Talking Nets:An Oral History of Neural Networks》，是专门讨论神经网络的口述史著作，作者之一的Anderson本人就是著名的神经网络学者，该书通过对17位有影响的认知科学家、神经生理学家、人工智能学者进行访谈的方式，勾勒了神经网络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8. Robert M.Harnish于2001年编著出版的《Minds,Brains,Computer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主要从认知科学的观念发展进行了历史性评述；
9.John C.Smith于1991年编著出版的《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深入讨论了历史上心灵哲学和哲学心理学对当代认知科学中若干基础问题的处理方式，为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历史性视角。
第二类则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设立专门委员会建制化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以IEEE和ACM这两大国际机构为代表。
IEEE早在1963年由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及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合并成立之初就设置了历史委员会，1980年成立历史中心，其使命是“保存、研究和促进信息技术和电气技术历史”。在美国信息处理学会联合会（AFIPS:American Feder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ies）解散后，IEEE于1992年接管了AFIPS在1979年就开始出版的《计算史年鉴》，并更名为《IEEE计算史年鉴》，其内容覆盖了硬件、软件、计算机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截止到2015年已经出版了37卷（1979年为第1卷，每年1卷，从1992年的第14卷开始改为季刊，之后每卷有4期），成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计算机科学历史研究的权威刊物之一。
相比之下，ACM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该组织在2003年秋天才成立关于ACM历史的总裁特别委员会，负责对如何创建学会的文献档案库提出建议，但与IEEE不同，该委员会成立之初就邀请了三位职业技术史学者作为成员，在该委员会的推动下，ACM于2004年7月成立了专门的历史委员会，其宗旨是：“促进对ACM的历史及其在计算发展中的作用的收集、保存和解释工作”；
无论是IEEE还是ACM，除了完成常规史料的保存之外，都对口述史极其重视，ACM历史委员会主要以图灵奖得主、ACM总裁、ACM杂志的主编等为对象进行访谈并对访谈材料数字化，多次召开关于ACM历史研究的口述史研讨会。而IEEE则完成了450位杰出工程师的口述史访谈，同时在美国工程基金会的支持下，采用维基风格的网站来帮助其成员和二级组织保存、分享学科发展的里程碑、口述史和文档。
与学科内个别职业科学家如加德纳、博登、尼尔逊等出于个人兴趣撰写学科历史书籍不同，IEEE与ACM作为正式团体，所投入的资源更多，对学科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建制化，而且认识到与专业科学史工作者、档案学者密切合作的必要性，例如ACM历史委员会的首届8名委员（2004.7-2005.7）中，2名委员为职业技术史学者，1名委员来自纽约大学的柯朗数学研究所图书馆，1名委员来自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同时IEEE和ACM均不定期召开学科历史的研讨会，或者设置与学科历史相关的奖项，资助学科史相关著作的出版，为科学史研究生提供实习生计划、博士后等短期研究岗位等。
除IEEE和ACM之外，成立于1937年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ASIS&T：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对信息科学历史的关注相对较早，1994年就成立了名为ASIS&T SIG HFIS（Special Interest Group: History &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Science）的特别兴趣小组，专注于信息科学的历史和基础研究，并于2012年将最初名为“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的杂志更名为“Information & Culture: A Journal of History”。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信息科学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以计算机、控制论、社会学等学科为主的学术共同体，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后果、与法律或道德规范的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等外部社会因素开始关注起来，出现了不少讨论信息技术的法律、伦理、经济和文化影响的专业刊物，例如（括号中的数字为该刊物的创刊年份）：《AI & Society》（1987）、《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1999）、《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1999）、《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2002）、《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Ethics in Society》（2003）、《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formationEthics》（2004）等。
同时，ACM的计算机与社会特别兴趣小组（SIGCAS: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Computer and Society ）定期出版会议论文集，IEEE的技术的社会意义学会（SSIT:IEEE Society on Social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在1988年开始编辑出版《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的同时，也会定期出版会议论文集。
除了上述以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职业科学家、专门委员会在学科内部开展关于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为主的历史研究工作之外，来自于专业科学史学者对人工智能及其相关学科（如控制论、信息论等），以及计算机科学中涉及电子学、编程语言等方面的的历史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逐渐活跃起来。
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以美国科学史学者为主的西方学者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计算机科学史及文化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所形成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人员比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内部开展的历史研究要丰富很多，而且某些已经形成了专业性机构，逐步开始走向建制化，包括：
1.美国技术史学会（SHOT：Society for theHistory of Technology）1987年成立的的计算机、信息和社会特别兴趣小组（SIGCIS: Special Interest Group for Computers,Information,Society），这个小组的领导层成员除了美国学者之外，还有来自英国、日本的学者，并出版《技术与文化》杂志；
2.1980年明尼苏达大学赞助并初步整合了查尔斯·巴贝奇学院，1989年该学院完全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明尼苏达大学信息技术历史中心；
3.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ASIS&T： Association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4年成立信息科学的基础与历史特别兴趣小组（SIG HFIS：Special Interest Group: History&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4.1979年成立的美国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在谷歌、微软、思科、苹果等产业界知名大公司支持下已成为计算机文化和历史研究的知名机构，尤其在软件史研究上颇有建树；
5.1987年设立在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心内的英国国立计算史档案馆（UK National 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收藏了大量英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实物和档案；
6.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中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Computer History Museum），收藏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和产业发展历史中的大量实物和档案；
除上述专业性机构之外，一些大学的科学史系或项目（如普林斯顿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和信息产业界的企业档案馆（如IBMArchive、日本电气公司个人计算机史在线博物馆等），在计算机科学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信息技术历史中心，该中心收集了丰富的原始手稿，同时进行了大量口述史访谈，出版了一系列计算机技术史专著，还为专业研究者重印大量珍贵的手稿和书籍。
以科学和技术史领域的专业学者为主，科学共同体的职业科学家、产业界共同参与的计算机科学历史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技术史学会的SIGCIS（计算机、信息和社会特别兴趣小组）对计算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和论文进行了整理，按照通史、计算机硬件及产业、程序设计语言及软件、人机交互和个人计算、通讯和控制系统、商业及管理应用、科学计算、计算机科学及研究、计算机历史编史学这九个主题进行分类，包括50多本专著和若干篇重要论文。
在上述的职业科学家及共同体、科学史学者的历史研究之外，来自于媒体的记者、作家和技术编辑对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也做了不少有影响的工作，例如到目前为止，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人工智能史著作是由科学共同体外部的作家：帕梅拉·麦克达克（Pamela McCorduck）于1979年出版的《思维机器：对人工智能历史和前景的个人探究》，这是第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历史的专著，得益于帕梅拉的丈夫约瑟夫·F·特劳布（Joseph F.Traub）在当时主要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计算机系主任（1971 -1979）之故，她与赫尔伯特·西蒙、艾伦·纽厄尔、马文·眀斯基等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流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当面访谈和交流，这些直接的访谈和一手资料为其著作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提供了很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非专业作者所撰写的人工智能历史书籍中，美国2007年出版的发现和发明的里程碑（Milestones in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丛书中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irrors for the Mind》是一本优秀的人工智能历史科普著作，该书作者Harry Henderson是一位技术编辑，以10位有影响的人工智能学者的工作为主线索深入浅出地描述了这门学科的历史，而且提供了这些成果的文献来源，为普通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究人工智能发展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除此之外，著名的大众科学刊物《科学美国人》长期关注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的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邀请该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在该杂志上撰文介绍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和争议，不定期出版特辑讨论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问题，2002年该杂志将1992年-2000年之间刊登的若干重要文章结集为《理解人工智能》一书出版。另外，2004年《科学美国人》所属的自然出版集团创立了《Scientific AmericanMind》的双月刊，该刊物主要向公众介绍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的重大进展，以及认知科学的新思想。这两本杂志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的长期关注，为专业科学史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综上所述，国外对人工智能历史的研究在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及哲学、科学史等各种更宽泛的学科名义下逐步走向建制化，尤其是美国的研究比较活跃，对相关研究项目的经费支持也比较多元化，以明尼苏达大学的信息技术历史研究中心2015年的在研项目为例，其研究经费来自于能源部、斯隆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涉及计算机产业史（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专题史（高性能计算、计算机安全、软件史）、计算机技术相关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诸多领域。
虽然如此，国外专业科学史工作者单独以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史著作却非常少，对人工智能面临的问题、方法和概念的发展历程，一般在计算机通史、软件史或认知科学历史的大背景下或者只是简要描述，或者缺乏统一的主题或结构加以组织，难以一窥全貌。这样对人工智能这门学科的历史考察几乎就被计算机科学或软件史的纯粹经验性研究替代，或者在认知科学这门交叉学科中，置身于发现人类认知原理、实现人类级别智能这样的背景，和认知心理学、心灵哲学的发展历史结合起来讨论，而且这方面的研究在哲学的“认知转向”背景下反而比计算机科学或软件史的经验研究要活跃得多，不仅有大量的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的研究文献，还包括了对意识、智能问题感兴趣的物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的著作，数量之多在这里难以逐一列举（其中很多重要文献已经翻译成中文，可参考后续国内研究现状的部分）。这样导致实际上大多数以计算机科学为背景的人工智能学者，在方法论上难以认同哲学、心理学中的形而上学和概念分析，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或研究传统的对立。
数字计算机作为解放人类脑力劳动的工具的历史，和人类发现人类智能工作原理并在工程上予以实现的技术的历史，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在承认前者是后者目前最有效的工具的同时，还得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因此，对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的历史研究起步较早而且比较深入，但对计算机作为理解人类智能工作原理的核心手段并实现人类级别智能任务的历史探索，却是在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心灵哲学的外衣下，通过传统的概念分析来描述，有很强的形而上学思辨色彩，较少基于人工智能中的问题求解等经验问题来研究。
上述这种对立不利于完整地描述人类在工程上实现人类级别智能这个长期目标的技术活动历史，脱离开认知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完全在算法实现、编程语言这样的微观经验基础上去描述人类追求智能的人工实现的进程，不仅会陷入到具体细节，而且也无法从一个较高的高度来看待过去60年来这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争论、停滞和进步。
三、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人工智能自诞生以来的前20年（1956-1976），除早期尚有一些从国外翻译的材料之外，60年代末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眀斯基和派珀特的《感知机》中对联结主义范式的否定、70年代初的人工智能冬天等学科发展历程中的大事，即使专业科学工作者都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当时国内尚未发展起来的科学史学科了。
从时间顺序来看，国内对人工智能这门学科的思想、历史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对控制论、信息论和人工智能早期思想的翻译介绍阶段。1961年龚育之等将维纳的《控制论》翻译出版，1964年刘春林等编译的《控制论浅说：控制论与自动机》出版，1965年《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将英、美的主要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家，如维纳、艾希比、图灵、申农等人的重要论文译成中文并以《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的名义出版，这些都是国内较早介绍控制论和人工智能思想的材料，此阶段即使在西方，人工智能这门学科仍未建制化，因此关于人工智能的思想主要是在控制论、自动机的名义下讨论，符号主义的思想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智能任务的实现，控制论的影响比冯·诺依曼在《计算机与人脑》中所表达的思想影响更大，其路径现在看来基本属于联结主义的。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结束后到90年代初中期，大量控制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进入国内，除了专业著作之外，涉及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讨论、哲学基础等方面的著作也被介绍进来，此时在西方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建制化，与控制论区别开来。这段时期最重要的译著是著名人工智能哲学家德雷福斯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第二版，该书1986年由宁春岩翻译，北京大学计算机系马希文作序，由于德雷福斯在该书中广泛引用了早期人工智能的重要论文集，如《计算机与思维》、《语义信息加工》，大量的兰德公司研究报告和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备忘录等原始材料，因此它也提供了研究人工智能发生和早期历史的一个史料来源，而且由于该书时间跨度覆盖了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对从人工智能内部来研究其观念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借鉴。
1985年，人工智能学者费根鲍曼（1994年图灵奖得主）和作家麦克达克合著的《第五代：日本第五代电脑对世界的冲击》也被译成中文出版，该书以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究为中心，讨论了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80年代职业科学家编写的唯一的认知科学史著作，霍华德·加德纳的《心灵的新科学》在1985年出版英文版之后，1989年、1991年先后分成两部分在国内翻译成中文出版，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认知科学史的中文译著。
对中国态度十分友好的著名人工智能学者赫尔伯特·西蒙（1975年图灵奖得主，人工智能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文名又译司马贺）1983年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到中科院心理所进行访问研究，并在北京大学系统地讲述了认知心理学，其讲义在1986年以《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为题结集出版，该书以人工智能发展历史上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符号主义研究纲领为背景，系统地介绍了西蒙等人创立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反映了该研究纲领中心理学派的主要理论成果，并与同年出版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一起，勾勒了80年代早期除联结主义纲领之外的主要理论框架。
这两个阶段国内主要是逐步译介西方国家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专业著作为主，类似德雷福斯、费根鲍曼那种从学科内部观念演变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讨论人工智能发展的著作，很少介绍到国内来，除加德纳的《心灵的新科学》之外，帕梅拉·麦克达克（Pamela McCorduck）1979年的《思维机器：对人工智能历史和前景的个人探究》这本十分畅销的人工智能历史书籍，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中译本。
在这个阶段，国内的人工智能学者、哲学工作者也不定期在专业杂志上介绍学科的发展历史，如魏宏森与林尧瑞、渠川潞、是兆雄等。
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迄今。这个阶段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我国科研工作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外在人工智能专业研究领域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保持同步，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人工智能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认识论方面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研究成果主要以专业杂志的学术论文或以专著的方式出版，同时对国外相关著作的译介比80年代更为积极和流行，例如上文中提到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Mirrors for the Mind》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人工智能学科历史的专著方面，中国海洋大学电子工程系原主任冯天瑾教授2008年出版了《智能学简史》，这是国内唯一一本由计算机工作者按时间顺序介绍人工智能学科历史的专著，和尼尔逊的《探索人工智能》一书类似，读者对象以普通大众为主，但后者内容比前者更加深入，可以兼顾从事人工智能的专业工作者。
和美国对计算机科学历史的研究既广且精，而且又有不少职业科学史学者参与不同，中国对计算机学科历史的研究并未在专业科学史界得到高度重视，1984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前苏联学者阿波金与梅斯特洛夫合著的《计算机发展史》，其后国内的计算机和信息产业工作者出于对本学科历史发展的个人兴趣，编写了几本内容详实的计算机学科史。1985年，由中科院牵头组织计算技术研究所、数学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杂志社等单位学者共同编写的《计算机发展简史》，是文革后以国内首部专业计算机工作者为目标读者编著的计算机学科史，内容十分详实，虽然和从前苏联翻译的《计算机发展史》风格类似，主要偏重于计算机硬件的研制历史，但也注意到了软件和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为此专门编写了题为“人工智能的历史与现状”的第六章，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常难得。
在这之后，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胡守仁教授编著的《计算机技术发展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于2004年、2006年由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曾长期参与我国“银河”巨型计算机的研制，作为资深的计算机科学家所编写的计算机学科技术通史，内容极为丰富、详实，其专业性非常强，目标读者定位主要是电子工程、计算机等专业工作者而非普通大众，故其流传并不广，但遗憾之处主要是以硬件为主，基本不涉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软件史。
原北京信息产业协会秘书长徐祖哲历时十年，在2015年出版了《溯源中国计算机》一书，是国内目前对新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最完整的编年史研究，但其特点和胡著《计算机技术发展史》一样，只覆盖了计算机硬件。
国内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工作者中，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吴鹤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崔林合编的《ACM图灵奖：计算机发展史的缩影》对人工智能历史在国内的普及有一定影响，该书从1966年首届图灵奖获得者艾伦·佩利开始，一直介绍到2006年图灵奖获得者弗朗西斯·艾伦，之后修订的第四版中又补充了2007到2011年的图灵奖获得者介绍。由于图灵奖得主中有不少杰出的人工智能学者，故该书对人工智能领域中，图灵奖得主的重大成就、人物生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加上该书以普通大众为读者对象，行文浅显易懂，故在国内传播较广。
由于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的密切关系，如果只是将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内部的二级学科，那么其史料和思想的来源将比较单薄，但如果适当扩大到认知科学、心灵哲学中与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概念的形成与辨析，那么对人工智能学科的关键概念、研究纲领形成的过程将会有更完整的视角，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于一个共同的任务背景，适当把一些国内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考虑进来是有必要的。
国内对人工智能哲学、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的研究一般也是从译介国外相关文献开始并逐步深入，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有：
玛格丽特·A·博登选编的人工智能哲学论文集《人工智能哲学》；萨伽德的《认知科学导论》，罗姆·哈瑞的《认知科学哲学导论》，高新民、储昭华选编的《心灵哲学》收集了国外心灵哲学的主要论文，涵盖了心灵哲学的几乎全部主题。山西大学魏屹东主持译介的《认知哲学译丛》，包括了9本不同主题的认知哲学国外著作，其中《认知科学的历史基础》和《认知科学中的当代争论》分别介绍了认知科学思想史和当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焦点问题。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选译的《语言与认知》丛书迄今已出版了12本，其中《心智、大脑与计算机：认知科学创立史导论》基于现代计算机、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互动关系背景介绍了认知科学的创立过程，《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是国内比较少见的讨论神经科学的哲学问题的著作，《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是国内较早引入的第二代认知科学代表人物瓦雷拉的著作，商务印书馆组织国内学者翻译的《心灵与认知文库：原典系列》包括7本国外知名学者的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哲学原著。
人工智能历史研究和信息哲学的联系也很紧密，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的《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2010年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刘钢翻译成中文出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持翻译的爱思维尔科学哲学手册中的信息哲学分册已于2015年出版。
除上述工作之外，从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国外主要的心灵哲学、认知科学、信息哲学的著作，以及关注智能、认知和意识的基础问题的生理学家、物理学家的著作，也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比较知名的如约翰·R·塞尔、丹尼尔·C·丹尼特、道格拉斯·R·霍夫斯塔特、泽农·W·派利夏恩、大卫·J·查尔莫斯、杰拉尔德·M·埃德尔曼、约翰·J·埃克尔斯、罗杰·彭罗斯等，这中间有些和人工智能领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和讨论，如塞尔、丹尼特等，而且丹尼特对马文·眀斯基《心智社会》中描述的心智模型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有些虽然和人工智能的核心主题相隔比较远，但却在大众中有较大影响，如彭罗斯等。这些书中不少是通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第一推动系列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出版。
国内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工作者不仅译介了大量国外成果，而且形成了若干建制化的研究机构，在发表专业研究论文和出版专著的同时，也开展硕士、博士层次的教学培养工作，这些机构主要包括：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山西大学认知与分析哲学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现代逻辑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逻辑、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等。
在以上基础上，国内研究者围绕着人工智能、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的概念发展、范式转变等主题，通过期刊专业论文和学位论文、撰写专著等方式发表了不少自主研究成果，研究者的背景主要集中在心灵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其中与人工智能学科历史中的概念发展、范式变迁等有较密切关系的重要研究著作主要有（括号内为该著作的作者）：
1.《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陈亚军）；
2.《人工智能哲学》（董军）；
3.《意向性与人工智能》（高新民、付东鹏）；
4.《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高新民）；
5.《认知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刘晓力、孟伟）；
6.《理性的生命：哥德尔思想研究》（刘晓力）；
7.《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郦全民）；
8.《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李建会、符征）；
9.《控制论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彭永东）；
10.《计算机科学哲学研究：认知、计算与目的性的思考》（任晓明、桂起权）；
11.《认知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魏屹东）；
12.《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徐英瑾）；
13.《具身认知论：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中的作用》（徐献军）；
14.《数理逻辑发展史—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张家龙）；
15.《人工智能的基础哲学问题探秘》（赵泽林）；
16. 魏屹东主编认知哲学丛书，已出版8本，涉及意识、人工智能范式发展（如董佳蓉的《语境论视野下的人工智能范式发展趋势研究》）等内容。
当然，除以上专著外，涉足这些主题的其他著作、国内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也非常多，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列举，但从内容完整性和深度来看，尚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值得引起关注，如戴潘的《福多“概念”理论研究》、王苏娜的《福多的心语假说》、徐愚的《机器与语言》、付东鹏的《心灵与计算》、商卫星的《论认知科学的心智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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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自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博士，现在企业从事战略管理和投资工作；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